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手錶門”事件，再次引發社會公眾要求建立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的強烈呼聲。
　　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要求官員定期申報其財産、收入，並向全社會公示，接受全民監督。一旦公眾發現該官員的申報不實、或者其消費水平和其財産收入水平不符，即可質疑舉報，有關部門可介入調查，依法處理。國外的實踐證明，這項制度確實促進了公權力的規範運行，起到了反腐的作用，因而被稱為“終極反腐利器”。
　　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的雛形最早出現於瑞典。1766年瑞典開放政府記錄，允許公民查詢官員的財産和納稅狀況。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政府行為道德法》，明確規定行政、司法、立法部門之官員必須公開本人、配偶及受撫養子女的財産狀況，並按規定程序提交財産狀況的書面報告。1985年又通過《眾議院議員和僱員道德準則》，對眾議員及僱員的家庭財産申報作了更為詳細的規定。1984年，日本中曾根內閣成員實施財産公示制度，1992年，又通過了國會議員財産公開的相關法律。
　　1981年韓國&&了財産申報制度，但實行非公開原則，因此，反腐效果甚微。1993年，韓國實施金融實名制，實施公職人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懲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貪贓枉法的政府官員，其中包括一大批達官顯要。此後，韓國官員腐敗現象大大收斂。2005年越南頒佈了第一個反腐敗法，要求政府官員及其親屬公布資産數額。2008年俄羅斯通過了《反腐敗法》，要求國家公務員公開申報其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房産、資産和收入情況。
　　目前，世界上已有近100個國家和地區實行財産收入公示制度。
　　在我國，早在1987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王漢斌就明確建議“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産制度問題，需在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1988年，國務院監察部會同法制局起草了《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産和收入的規定草案》。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將財産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1995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0年3月31日，實施存款實名制。2001年，中紀委、中組部聯合發布了《關於省部級現職領導幹部報告家庭財産的規定》。但這些制度都只要求官員申報其財産和收入，並不公示。事實證明，這些制度收效並不大。其後，很多人提議建立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2006年以來，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為此連續七次提出書面建議。2008年1月，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北大教授鞏獻田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學者聯名向人大、政協提出 “關於盡快制定《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産申報公布法》的建議書”。
　　2009年7月20日，《學習時報》刊文建議新後備幹部和新提拔幹部率先公布財産，作為推進官員財産公示制度的突破口。也是從這一年起，我國不少地區也開始了官員財産收入申報公示制度的試點。
　　從2009年元旦起，新疆阿勒泰地區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産公示制度，後因次年8月，該區紀委書記病逝而停頓。2009年春節後,浙江慈溪市在內部公示了700多名幹部的財産。2010年9月，寧夏青銅峽市在內網上公示了新提拔幹部的財産收入情況。從2010年起，江蘇無錫市北塘區要求新任副科職幹部在所在單位公示財産，主動接受監督。
　　從這些實踐可以看出，我國已建立了官員的財産收入申報制度，但公示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個別地區正在積極試點。
　　一方面，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會觸動很多官員的既得利益。有些官員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一旦曝光，不僅財産將被沒收，甚至可能面臨牢獄之災。為此，他們找出種種理由，如“個人隱私論”。實質上，由於官員掌握着公權力，他們的財産狀況就不再屬於個人隱私，官員財産的隱私權應當服從公眾的知情權，這是國際上早已在法理和實踐上解決了的問題。公職人員隱私權必須讓位於公共利益，已是法學家的共識。所以要求官員公開財産，並不侵犯其隱私權。“個人隱私論”不過是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有些官員從內心恐懼財産收入公示制度，從而反對這一制度的建立。
　　另一方面，回顧當今被揭露的貪官，百萬級早成常態，千萬級以上也常出現，因此，一旦將官員財産收入公之於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確實很難估計。但問題在於，實行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確有可能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如果拖着不實行，風險只會更大。
　　面對這一兩難，筆者認為，既要認識到建立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是大勢所趨，也要充分認識建立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的現實困難。建議多管齊下，先易後難，由點及面，穩步推進。如先建立“新公務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再如擴大試點城市範圍等等。這既可以推動官員財産收入公示制度的建立，又能將推出這一制度的政治風險降到最低，阻力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