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中國視為一個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同所有的公司一樣，她擁有三大會計報表：資産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及利潤表。把這三張表合併成一個“大資産負債表”，我們會發現：
1.右邊負債方考察的是這個國家的融資能力，包括國內市場的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也包括國際市場的FDI直接融資和證券市場融資，同時還包括合併三大表之後的“經營性收入”，分為勞動者報酬收入、政府收入（生産稅凈額）及企業收入（固定資産折舊和營業盈餘）。
2.左邊資産方考察的是這個國家的投資配置和獲取投資收益的能力。通常，無論何種融資方式，負債融資之後的資産表現形式為現金，這個國家可以將現金配置於基礎設施，也可以配置於房地産，或者存貨，最終目標是使負債方的現金進入項目與資産方的現金流出項目互相匹配，並略有盈餘。
3.杠桿率衡量的是這個國家通過資産膨脹擴大負債融資的能力。如果資産價格處於上行通道，杠桿率的放大功能可使負債能力同步擴大，從而實現資産負債表同步擴張；反之，如果資産價格處於下行通道，負債能力不僅同步收縮，而且為了償還債務不得不出售資産，杠桿率的放大功能使資産價格以更快的速度下跌，資産負債表同步被動收縮。
從這個“大資産負債表”來看，隨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人口結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劉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不僅會在中長期影響國家的資産負債的穩健度，而且會在短期內影響國家的負債融資能力、資産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桿率的能力，當面臨短期的宏觀緊縮政策時，這種潛在風險暴露和釋放的可能性會明顯加大。
一是工資上漲、政府收入與企業盈餘被壓縮的趨勢。
隨着“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終結，如果不存在明顯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産率的提升，那麼未來勞動者報酬在收入分配的佔比將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業收入將面臨下降。從數據上看，過去的20多年，勞動者報酬在GDP收入中的佔比一直處於持續的下行趨勢，直到2007年達到低谷，不足40%，而企業收入則持續上升，也在2007年達到46%的峰值水平，可以預期的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逐步改變甚至逆轉這一趨勢。雖然到目前為止並未明顯看到企業利潤率的下滑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生産率的上升部分對衝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風險，但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原材料、農産品和大宗商品價格産生衝擊，這是導致企業利潤率和收入下降的最大風險。
二是FDI存量資金的退出風險。
一直以來，中國迅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地方政府的GDP激勵機制是吸引大量FDI進駐的關鍵推動力。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基本確認三個事實：城市化率超預期、人口結構老齡化速度超預期、“人口東進”趨勢接近終結。這意味着FDI留駐中國的投資收益將逐步遞減，因為：其一，“劉易斯拐點”之後，FDI所享有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將走向終結；其二，FDI進駐中國除了形成製造業和出口部門的廠房、機器等固定資産投資之外，還通過房地産資産價格的上升獲取投資收益，但隨着房地産價格上行態勢的趨緩，特別是考慮到近期房地産調控政策的壓制，會增大FDI存量資金投資於房地産的潛在風險；其三，未來中西部城市仍存在較大的城市化空間和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但能否成功承接東部城市完整的産業鏈尚不確定，其基礎設施投資效率的提升也難以重復東部的路徑，房地産價格難以重演東部和發達城市的上升速度，因此FDI留駐中國的潛在收益率面臨下降的可能性。
如果中國未來幾年的城市化進程和中西部産業轉移速度低於預期、基礎設施的投資效率降低、房地産價格下滑，那麼FDI存量資金存在重新配置、小部分資金流出的可能性。
三是儲蓄率下降、真實利率上升所産生的融資成本整體上升風險。
中國“人口紅利”的一個最重要結果就是高儲蓄率、低利率與高投資率，然而隨着“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的轉變，低利率的格局必將逐步改變，從而一對一地提高負債方融資的整體成本，將反過來對資産方的投資配置産生衝擊。考慮到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名義利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真實利率的上升過程。
如果將中國視為一個公司，那麼這個公司資産配置的主要渠道分別是：基礎設施投資、重工業投資、出口部門的製造業投資以及房地産投資。地方政府所獲得的GDP高增速、出口部門所創造的外匯資産、房地産財富積累以及各種為生産活動而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産則是主要的資産形式。
2011年中國資本形成總額達到22.91萬億，佔GDP的比重接近50%，然而其中約有50%用於交通等基礎設施以及房地産方面的投資性支出；另外的50%用於商品生産，以滿足出口和國內的消費需求，這些大規模的投資活動帶動了對國內鋼鐵、水泥等資源的需求，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
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着原有投資模式的配置效率下降，從而使增長的潛在速度面臨實質性的下行風險：其一，與城市化快速推進、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過去十多年相比，即使中西部仍存在較大的基礎投資需求，其需求擴張的速度也不及過去的十年迅速，因此，許多在建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可能並非資産配置的最優選擇，例如在非發達地區建機場、在人口相對較少的地方建高速公路等，其投資效率將會有所下降。其二，出口部門迅猛擴張的“黃金期”已過，將大量勞動力等資源配置於勞動密集型出口製造業的效率會逐步降低；其三，房地産市場高速發展期的拐點已過，特別是針對高收入群體的中高端住宅建設活動將面臨需求不足的壓力。
將中國整體作為一個資産負債表來觀察，該表資産方擴張的機制在於杠桿率，是資産方的膨脹決定了負債方的跟隨式膨脹，這個膨脹機制有三個關鍵環節：其一，出口部門創造外匯資産，這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核心渠道；其二，房地産資産特別是土地資産價格的膨脹提高了地方政府和部分相關企業的負債能力；其三，間接融資佔主導的金融體系決定了銀行信貸成為M2擴張的渠道。當施加了人口結構的約束條件之後會發現，以上三個環節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
一是基礎貨幣的創造機制將弱化。
過去十多年，我國基礎貨幣的擴張源於充裕勞動力資源集中於製造業和出口部門所創造的外匯儲備及外匯佔款。但據觀察，外匯佔款創造基礎貨幣的效應自2004和2005年之後開始逐步削弱，這與中國跨越“劉易斯拐點”，至少是35歲以下核心勞動人口在2003年達到峰值的時點非常吻合。由此推斷，人口紅利效應所産生的基礎貨幣創造機制將逐步減弱，成為限制流動性擴張的根本因素。
二是銀行信貸內生創造M2機制將弱化。
如果説出口部門是創造基礎貨幣的主渠道，那麼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城市化與房地産則是創造M2的主渠道：其一，勞動人口的城鄉轉移在推動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同時，也提升了城市土地資源的價值，成為房地産價格上升的關鍵驅動力；其二，房地産價格上升與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兩者相互推動，不僅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用不斷升值的土地為抵押直接獲取銀行信貸，而且土地出讓金作為存款，成為進一步擴張銀行放貸能力的來源，最終結果是M2的擴張。
隨着“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人口結構趨於老齡化，城市化所帶動的資産價格擴張及M2創造機制也將趨於弱化。從數據上觀察，2003年之後M2/GDP就已經出現明顯的放緩，但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刺激政策通過大規模地方政府支出和銀行信貸投放使得該指標出現逆轉，今年的信貸政策正常化意味着M2/GDP將逐步重返原路，回歸常態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