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海外經濟復蘇乏力、工業去庫存周期拉長、金融緊縮造成內需不振等多重因素影響，我國GDP增速連續9個季度下降。部分學者認為阻礙國內經濟好轉的多為暫時性因素，復蘇出現延遲但長期前景看好，另一派則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中樞已經下移，經濟接下來將步入漫長的整固期，走出形如“L”的增長曲線。中國經濟究竟將向何處去？
自2010年一季度在“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影響下創下12.1%的反彈高點以來，我國GDP增速步入長達9個季度的下滑通道，並於今年二季度創下金融危機後的新低點7.6%，直逼2009年一季度的6.6%。CPI則隨需求下滑和流動性緊縮回落至2%的歷史較低水平，同時工業生産、固定資産投資、企業效益等各類指標紛紛創出金融危機後新低。當前中國經濟無疑正處於2009年以來的這輪經濟周期的尾部和谷底。本輪周期的持續時間已經接近上一輪約15個季度的周期長度。
微觀企業的庫存調整行為決定了宏觀經濟的短周期波動。在經營前景惡化時，一方面産品銷路不暢，另一方面原材料價格下跌致使存貨貶值，企業有減少原料採購的意願。這就體現為企業産成品庫存累積和原材料庫存消耗。我們通過對PMI指數中産成品庫存和原材料庫存分項歷史數據的分析發現，這一庫存差額可以用來前瞻性地反映工業生産的短周期波動。當前數據顯示我國經濟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進入了一輪比2008年更為漫長的去庫存進程，經過近一年的調整，工業景氣度已經跌至冰點。在産成品庫存沒有得到充分消化之前，經濟難以出現明顯好轉。另外，企業新訂單、用電量、M1等指標也印證了企業庫存調整尚未結束：PMI新訂單指數長期處於50以下的收縮區間，用電量增速節節下滑，而M1增速更是史無前例地在5%以下徘徊長達數月之久。這表明當前企業部門的交易性現金需求萎縮已經非常嚴重，企業的去杠桿化進程或許已經進行得比較充分。
金融大鱷索羅斯曾説“信貸工具的伸縮與擴張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源泉”。我國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決定了以銀行信貸為主要形式的資金供應規模和流動情況會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率。當前的中國經濟無疑仍然處於金融收縮的過程中。
作為衡量貨幣信貸供應量的主要指標，當前我國M1和M2增速均已創下近兩輪經濟周期以來的最低水平。自2010年1月央行在金融危機後首次提高存款準備金之後，貨幣供應量增速從高點回落，貨幣政策逐漸步入緊縮周期。由於通脹長時間居於高位，央行貨幣政策的重心直至今年才逐步從“控通脹”轉向“穩增長”。但出於對房價反彈和“四萬億”遺留問題的擔憂，面對持續走弱的經濟，寬鬆政策執行並未完全落到實處。準備金率的下調幅度不足以對衝外匯佔款大幅少增對貨幣供應的影響。今年以來新增信貸儘管在個別月份出現過放量，但整體增長並不顯著，其中最為重要的企業中長期貸款增量尤其有限。
持續偏緊的貨幣政策不僅會通過銀行信貸的形式壓抑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會對金融資産的價格造成打擊，引發更大範圍的金融收縮。展望未來一段時間的貨幣信貸環境，我們認為通脹趨勢性下行將緩解央行進一步寬鬆的外部壓力，寬鬆政策執行未來更加堅決，當前並不正常的貨幣供應量增速有望在四季度觸底反彈，這將直接帶動企業經營和整體經濟活動逐步回暖，引領中國經濟走出低谷。
消費、投資、凈出口這“三駕馬車”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中期前景。當前以房地産和基礎工業投資引領的資本形成增長空間已經比較有限，海外需求對中國經濟的增量貢獻越來越小，限制居民消費傾向提升的諸多制度性問題尚未解決，拉動宏觀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已不能以當前的速度狂奔，從而導致全年GDP增長創下1999年以來的新低。我們認為，中國經濟要在走出周期性收縮後迎來中長期的較快增長，必須依賴更長遠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
儘管從中短期指標、金融資産的伸縮與擴張、需求增長等方面來看，中國經濟似乎復蘇乏力，但從供給角度分析是另一番天地。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潛力隱藏於其財富創造的要素、源泉和方式。把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做一個簡單的概括，上世紀80年代制度和生産效率改革所帶來的增長可稱為“斯密增長”；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依靠人力、資源、資本、技術的投入和消耗所帶來的增長可以叫做“庫茲涅茲增長”；而以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所驅動的增長可以叫做“熊彼特增長”。如果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毫無疑問將得出樂觀的答案。中國的制度優化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間：人口紅利依然能夠維持10年以上；當前我國城市化率只有50%，並具有20%以上的人口城市化空間；儲蓄資本和外匯資本雄厚，全球技術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仍在繼續……
因此，拘泥於中短期需求的增長空間而看空中國是短視的。中國經濟本身所孕育的巨大的斯密增長、庫茲涅茲增長和熊彼特增長的潛力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只要能夠及時啟動相關領域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産力，新的供給就能創造新的需求，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能長期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