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上市銀行中期報表陸續在公布，總體看，不良貸款率基本上處於較低水平，但個別地方的銀行不良貸款率在快速飆升。比如興業、華夏、平安、浦發、招商和建行等銀行不良貸款率都在上升，而不良貸款上升的地方集中在浙江溫州及杭州等地。比如建行中期報表就顯示，其浙江分行的不良貸款率最高，由2011年底的1.33%急升至1.78%，建行上半年資産減值損失大增148%至71.58億元。同時，在東北地區，建行的資産減值損失大增539%至7.28億元。
很大程度上可以説，國內銀行區域性的不良貸款快速飆升與房地産泡沫的破滅與擠出有關。因此，對於浙江溫州地區來説，在房價一路向上飆升時，這些地區的銀行貸款是質量較好的，不僅不良貸款率遠低全國平均水平，且貸款規模龐大，銀行利潤水平也最高。而今年上半年以來，隨着房地産泡沫的破滅，這些地區的整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快速上升。
追溯起來，在早幾年全國各地房價快速飆升的過程中，浙江溫州等地是全國一波又一波的住房炒作始作俑者。聲名赫赫的溫州炒房團轉戰全國，似乎戰無不勝。當房價上漲時，這些炒樓的企業與個人個個都暴利四溢，不僅誘使各地居民涌入樓市，也誘導各地方企業涌入樓市。有調查報告顯示，在溫州300家企業中，
126家企業涉足房地産（大企業進入住房市場建造房子，小企業購買樓炒作），投資總額6.93億元，佔總營業務以外投資總額的69.2%。相關統計還表明，全市企業參與房地産投資總額超過5000億元。他們不僅把全國許多地方的樓市炒翻了天，也把溫州的房價炒到天上去了。2010年，溫州地區的樓價為全國最高。當在房地産宏觀調控下溫州的住房市場價格快速下跌時（最大跌幅達到30%以上），這些過度杠桿化住房市場投機炒作的風險，便引發了2011年的溫州金融市場危機。
雖然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採取一定的救市政策，但溫州金融市場危機並未有所緩和，反而隨溫州房地産市場調整還在深化與蔓延。有數據顯示，截至4月末，溫州社會融資規模約9800億元，比2011年8月末減少約760億元，銀行表外融資、民間借貸市場均大幅萎縮，分別比2011年8月萎縮20.49%和11.82%。銀行利潤減少，不良貸款增加。與此同時，溫州企業減産停産現象增多，全市3998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60.43%的企業減産停産。這種情況很快就反映到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銀行開始惜貸，溫州的金融危機遂進一步加深。
現在的問題是，溫州這場地區性金融危機是不是會向全國蔓延？這個問題，其實又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溫州金融危機的深度在哪？是不是比我們所看到還要嚴重？另一方面，國內房地産市場泡沫究竟有多大？對於前者，這裡不再討論。對於後者，國人對此認識的分歧很大。其實，國內一線城市比如北京與上海、深圳等地，房地産泡沫估計比溫州要大。這種房地産泡沫巨大不僅在於價格漲幅大而且在於其規模龐大。比如説，十年來，北京不少樓盤的房價至少上漲了八倍以上。上海與深圳也是如此。十年內房價如此過快地上漲，豈能不積聚巨大的泡沫與風險？只不過，這些地方巨大的房地産泡沫被房價還在上漲、中國房地産市場巨大以及各地懸殊的差別性所掩蓋。
去年，監管部門不斷就房地産泡沫對國內銀行體系作壓力測試，希望能通過這種壓力測試估算出國內銀行房地産泡沫風險。但實際上歷史與靜態的數據是無法估算流動性水平的變化的，也無法評估企業及個人的償還貸款能力是否真實。因為，這不僅有資産價格突然下跌而造成流動性短缺的問題，還有“流動性停滯”或“流動性停頓”的問題。
“流動性停滯”是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最近創造的一個概念，指企業不可“動用的流動性”不是流動性，因為，這種流動性喪失了償還能力的功能與意義。比如金融法規限制、資産價格下跌時劣質資産充斥而手上持有不能出售的資産、資産價格下跌時資金充足者拒絕購買價賤求售的資産、大眾化的投資市場散戶實力不足導致市場交易萎縮等等。可以説，上述諸方面都是無法通過量化模型來評估金融危機引發的風險高低的。
就此而言，儘管我國房地産業佔銀行貸款比重只有20%，儘管國內一線城市房地産泡沫不會立即破滅，但與房地産關聯的銀行貸款所佔的比重會相當大（超過60%），而國內房地産泡沫破滅是遲早的事情，只不過在什麼時候及採取什麼方式而已。無論是哪種情況，要想測試兩種情況態勢下的流動性狀態是不容易的。如果再加上“流動性停滯”的影響，那麼國內房地産泡沫一旦破滅，所有的潛在風險都會暴露出來。國內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也許就會在這種狀態下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