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當奧巴馬在二十國集團（G20）匹茲堡峰會前提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口號時，不少中國人認為這是美國轉移國際社會關於金融體系改革視線的一種戰術安排。然而，近年來的情況表明美國這次是來真的。美國一方面繼續借助中國之力穩定經濟基本面，另一方面通過發動新産業革命，力圖重新佔據世界經濟的制高點，而美國財經領袖也決定改變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偏好。
　　美國深知，過去那種過度追求金融産業發展，並依靠美元本位和全球化紅利的模式不利於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與穩定，尤其是隨着中國實體經濟競爭力增強後，放棄“金融巫術”偏好，重視實體産業和出口，才能扭轉美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頹勢。的確，金融業過度發展負面效應非常強烈，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産業的發展，則可以在較長産業鏈上實現財富的合理分配，尤其有利於提高就業率。
　　美國布局經濟轉型的顯著標誌之一，便是深耕産業革命與技術進步。從歷史經驗看，經濟最困難時期往往也是技術與醞釀的關鍵時期，危機之後的經濟復蘇，除了宏觀經濟政策刺激之外，新技術和新産業常常出現。而今，以大數據、智能製造和無線網絡革命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變革正在美國醞釀並初見端倪。假如上述三大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能夠掀起新一輪産業革命，加上以蘋果為代表的平台經濟加速延伸市場邊界，美國有可能在未來十年裏打造出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超産業體系。
　　在傳統製造業領域被中國超越之後，美國誓言要在高端製造業保持領先優勢，高端製造是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核心目標。美國已經正式啟動高端製造計劃，意圖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新能源、生物製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大科技投入，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並保持在高端製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製造領先。而領先的研發基礎、金融服務優勢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産業化經驗，有可能使得美國再次佔據全球新一輪産業分工制高點。
　　隨着中國成本優勢的削弱，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正在考慮將原先位於海外的生産基地搬回美國本土，“美國製造”的成本優勢正在顯現。英國《金融時報》稱，自2010年初至今，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增長了2.9%，德國和加拿大分別增長了2.4%和1.9%。2002年~2010年間，以美元計的美國製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計的日本和德國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分別上漲3%和41%。在新近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中，波士頓諮詢集團認為，未來五年，最有可能回流美國的製造業行業包括運輸工具、電子設備和器械、傢具、塑料和橡膠製品、機械、金屬製品和電腦行業。這些類別的商品佔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近70%，美國消費者對這些商品年均消費額為2萬億美元。
　　中國製造業在過去十年間取得了驚人的生産能力。2010年，中國製造業産值首度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製造業産值中的比重為19.8%，領先美國0.4個百分點。中國也被視為全球製造業高、中、低三個産業鏈均比較完整的少數國家之一。
　　美國近來的一系列經濟動作正是基於鍛造美國經濟競爭力戰略考慮，如果美國在重整實體産業競爭優勢的同時，成功地通過美元的貶值、人民幣的升值實現出口的快速增長，則不僅有可能打破“美國消費－中國生産”的分工格局，而且將極大地擠壓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環節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假如美國在新能源技術研究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結合其依然強大的金融服務優勢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産業化經驗，美國無疑又將針對中國築起新的經濟高墻；屆時中國不僅難以與美國展開平等經濟競爭，而且將失去原先擁有的傳統經濟優勢。
　　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在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應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和高質量的技術改造引領産業結構整體升級。現階段，某些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企業理應在承接國際技術轉移的基礎上，通過自主創新，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與獲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國應着眼於本次金融危機結束後全球産業可能重新洗牌的機遇與挑戰，着力提升金融市場、研發設計、系統集成等專業服務能力，強化金融服務、技術供給和運營管理功能，特別是管理全球供應鏈的能力，加大對戰略新興産業領域的關鍵技術投資；必須在創新環境、金融服務、政策配套以及新技術産業化等方面盡快補課，盡快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推動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激發市場主體的營商稟賦與技術創新積極性，以期在關乎中國未來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産業領域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形成産業化，最終打造一批能夠支撐中國經濟長期競爭優勢的跨産業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