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兩千年來，諸葛亮早已成了中華民族富於智慧和謀略的象徵，是真正具備“忠君愛國，守正惡邪，澤及當時”的大儒。
　　在東吳舌戰群儒時，諸葛亮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儒有小人君子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
　　當然，要想將智慧轉化成服務大眾的力量，光格物致知還不夠，還得通過“親民”，即需要建立和諧的社會關係，才能止於至善。諸葛亮雖具有治國平天下的蓋世之才，但他能成就事功，人和，起了主要作用。
　　東漢末年，諸侯爭霸，軍閥混戰，諸葛亮沒有依靠“脅天子以令諸侯”已成氣候的曹操，也沒去投靠在江東已立下成就霸業基礎的孫權。根據“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則，諸葛亮選擇了具有“信義布於天下”，人和指數最高的劉備，即使當時劉備經營的“公司”是“小微”企業，業績不好，融資困難，還受曹操的大“公司”打壓，正處於破産摘牌的邊緣。在和劉備的“隆中對”中，諸葛亮充分顯現出高超的戰略眼光。“隆中對”中的結論與後來三國時局的發展幾乎一致，這種對未來市勢的把握能力，在當時的民間獨立“經濟學家”中無人能及。如果沒有劉備這樣的老闆支持與重用，諸葛亮在當時只能是享有盛名的民間獨立“經濟學家”，不可能有大的成就。
　　諸葛亮通過努力建立了高層廣泛的人脈資源，他結交的朋友，都是當時的名士和官僚之家，如龐德公、龐統、司馬徽、黃承彥、石廣元、崔州平、徐庶等，如果沒有當地精英關係網中的“人和”，諸葛亮就不可能成為當地的知名人士，如果沒有這些“人和”創造的輿論，劉備就不可能知道有“臥龍”存在。諸葛亮如果沒有“臥龍”的名聲或品牌，也不可能引來劉備或不可能見到劉備，也不可能有成功協助劉備的機會。如今許多企業家除了經營自己的業務外，很注重構建多種人脈關係，比如參加多個學校或機構舉辦的EMBA、參與商會、聯誼會等，目標就是構建“人和”，以獲得資源或信息。當然，積累人脈資源，也是相互作用的，不同的能量級的企業家就有不同能量級的企業家關係，要想進入更高層級的“關係”，不僅要用心於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還得充實提高自身的知識、能力、品格，才能形成虛實結合的能量或實力，由此建立的“關係”才有可能鞏固提高。因此，假如只是一味只拉關係走後門而疏於經營管理，就是建立起來的關係也會隨時煙消雲散。
　　諸葛亮一生謹慎，非常注重抓住每一個細節。每次重大戰役前，他都會仔細觀察了解，根據天時、地利決定借助不同的力量，有時用火（如火燒新野、火燒博望、火燒赤壁），有時用水（草船借箭，借東風），有時用土（擺八卦陣困住陸遜），有時設伏，有時誘敵深入。正如他自己所言：“受命以來，夙夜憂嘆”，鞠躬盡瘁，忠心耿耿，因此贏得了傳頌千年的美名。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現代社會中的企業家不僅要建立各種關係，更需要通過誠信的産品或服務，維護當今的“主人”即客戶的利益。只有通過誠信經營、提供保質保量的服務或産品，客戶關係才能維持，與客戶間的關係才有“粘性”。忠誠也是一種相互的關係，企業家越是忠誠於客戶，客戶就會忠誠於企業家提供的産品與服務消費。凡真正忠誠客戶者，必會關注服務過程的細節“鏈條”，絕不會將粗製濫造的東西賣給客戶，他們因此能贏得客戶之心，建立真正的品牌。
　　諸葛亮“每常自比管仲、樂毅。”他的追求就是要做一代賢相，並為此目標奮鬥終生。相由心生，內在願望越清晰，內在的動力與潛力越容易發揮，個人的優勢品質越能表現，所有行為思想都會集中於願望的領域，夢想才可能成真。圍繞目標，企業家根據天時、地利和人和關係，通過國際、國內、行業與自身四方比較，找出不足與優勢，同時分析經濟周期或發展趨勢中的政策、資源、管理、技術、産品和市場等要素，發現機會的元素或突破口，才能當機立斷，及時做出決策，布局不同階段下利用自然、社會、自身的優勢，將內心的動力化作外在的戰略、策略、計劃、行動，並能充分利用時間、地點和條件提供的機會，捕捉並化解風險，排除困難，實現目標。
　　如此看來，投資者想投資企業，先要選擇企業家，看看企業家的“關係哲學”水平或境界如何。投資者要投資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企業家，同時還要考察企業家的個人品格、能力和內在強烈願望，據此判斷這樣的企業家能否成為價值創造者，有沒有可能為投資者創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