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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貨幣聯盟正呼嘯着奔向深淵。我們並不想看到這一幕,但現實是無情的。希臘很可能無法達到進一步從歐元區夥伴國和IMF獲得援助所需的標準,歐洲因此需要決定希臘的去留問題。離開歐元區的選擇(option)並不能增加希臘成功調整的機會,而歐元區則將付出極高代價——這個期權(option)是“價內”的,並據此定價。 希望希臘退出歐元區是有計劃的,歐洲央行將通過向歐洲銀行系統注入流動性(並接受低於面值的抵押品)來解決希臘退出的附帶傷害。歐洲央行也可能不得不再次出手在二級市場買入公債,限制其他歐元區外圍國與核心國的利差。 因此,現實環境將再一次迫使歐洲央行出手。作為歐洲最強大的機構,歐洲央行需要面臨隨時被當做人質的系統風險,被迫為拯救歐元而採取進一步寬鬆措施。因此,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近期承諾將“盡一切努力”拯救歐元不足為怪。 歐元區國家明白,“一種貨幣”是“一個市場”半自然的結果。共同市場不可能施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為歐洲偏好於穩定的匯率和開放的金融市場。這催生了單一貨幣,以及隨之而來的貨幣政策共同責任。 但是,如今我們也許需要重新面對一個現實:歐洲將因金融市場萬劫不復,除非歐洲相應地發展出可行的制度設計。 在當下歐元痛不欲生之時回顧一下貨幣聯盟成立時的觀點大有裨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放棄名義匯率後着重用三個替代機制為地區調整提供緩衝,這三個代替機制分別為跨地區財政轉移、聯盟內移民以及應對衝擊時有調整能力的勞動力市場。 不幸的是,這些機制在當時似乎“危言聳聽”。因此,在歐元制度藍圖的制定過程中,蒙代爾的觀點一直沒有引起注意。事實上,增長與穩定公約(即歐洲不援助條款)忽視了相關的經濟理論。 十年來一直在積累的聯盟內經常項目赤字不可維持,這一點直到2009年秋危機成為既成事實後才被普遍認識。如今,由於貨幣聯盟的存在,調整必須用過改變相對於可貿易商品的國內價格來實現,即開始真實匯率貶值。 從共同貨幣在一些外圍國顯著高估的角度看,真實貶值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德國花了近十年時間才消化掉東德房地産泡沫)但很難想像市場參與者會有足夠的耐心。這就是為什麼支持歐元需要強制性且可信的危機解決機制,而且要不惜一切代價。 發酵中的危機還顯露了第二個設計缺陷,這是在蒙代爾的觀點中也未獲承認的——一體化金融市場的挑戰(包括不援助條款可信度)。在正常環境中,暢通無阻的跨境資本流會産生各種好處,包括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産率等。但是,隨着危機的爆發,各國政府和銀行是一條繩上的螞蚱,“高築墻”成為各國監管者的默認之選,而貨幣條件再次按國境線兩極分化。 這導致了金融機構融資成本的顯著差異化,企業融資成本差距迅速擴大,許多中小企業甚至完全得不到信用貸款。結果,由於需求疲軟,本已十分虛弱的資本支出出現大跌,引發了GDP下降、稅收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公債狀況進一步失穩的惡性循環。 歐元的誕生並不純粹始於經濟原因。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付出的工程,對所有參與者都是有益的,那麼歐元區就能生存下去。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滿足某些最低條件。除了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之外,財政保險機制也是歐元區存續的先決條件。而這不僅要求共同金融監管,還要求泛歐元區的金融機構監督,包括共同存款保險機制和銀行破産共擔機制。 這是一個棘手的任務,實施更需要時間,但馬上採取短期替代措施,例如讓希臘退出歐元區將帶來沉重的代價。外圍國將被迫支付極高的溢價以補償投資者的貨幣變更和違約風險。若果真如此,歐元將像歷史上所有固定匯率制度一樣的脆弱不堪。(漢斯 赫爾穆特 科茨是法蘭克福歌德大學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2002—2010年德國央行委員會成員。本文來自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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