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結構性減稅政策力度，保持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保持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這樣的表述在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例會上曾經出現過，但在政治局會議上出現尚屬首次。中央首次提出“保持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這在當前“穩增長”的大背景下，無疑具有明顯的信號意義。

　　宏觀經濟政策需要未雨綢繆

　　根據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我國經濟出現了連續七個季度增速下滑的現象。儘管經濟增速仍保持在預期範圍之內，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複雜多變，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增多。因此宏觀經濟政策需要未雨綢繆，提前應對。事實上，針對企業投資增速下滑的現象，今年以來，央行加大了貨幣政策的預調微調力度，先後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兩次下調基準利率，並於公開市場連續六周啟動逆回購操作，通過向銀行提供充裕的流動性、降低市場利率，達到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拉動投資的目的。
　　目前，穩增長已被置於更加重要的位置，貨幣政策穩中趨松的態勢正在形成。當前社會總需求尚處於較低水平，與此同時，通脹壓力的消退也為貨幣政策進一步放鬆提供了空間。下一步央行還會通過繼續&&諸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等政策進行適度逆向調節，來對衝不利的外部衝擊，以引導貨幣信貸的適度增長。而且在“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下，下一步貨幣政策預調微調的力度會有所加大。

　　民間投資意願低下

　　但我們也要清楚的看到，貨幣政策全方位的寬鬆並沒有帶來對經濟活動的預期效果。今年年初以來，隨着經濟增長壓力增大、CPI持續回落，政府確實也&&了一系列的“穩增長”政策，前幾個月新增貸款也都維持在相對高位。但對經濟的刺激效果，再也難以像2009年那般立竿見影。在提振投資方面，除了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項目外，其他投資領域依然令人堪憂。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7月份製造業PMI數據為50.1%，環比繼續下跌，創出8個月的新低。這意味着當前的經濟下行趨勢仍未結束，上半年以“降息、降準”為核心的“穩增長”政策，並未起到實質性效果。在二季度GDP增速降至7.6%之後，如果PMI繼續下行，三季度GDP增長速度有可能進一步回落，下半年“穩增長”的任務會更加艱巨。種種證據表明中國經濟陷入了流動性陷阱，貨幣擴張政策對經濟失去了拉動效果。
　　流動性陷阱，是由凱恩斯首先提出的，是指當利率水平十分低下時，進一步降低政策利率無法改變市場利率，也無法激起企業的投資慾望、個人的消費慾望，即進一步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不能刺激經濟活動。由於前幾年的天量信貸擴張，國進民退現象加劇，使得國企和地方政府債&高築，不少領域陷入産能過剩的境地，以公共部門主導的投資擴張，也面臨瓶頸突破的問題。而民間投資更是因為成本飆升、資産泡沫、缺乏優秀投資機會等原因，進入實體經濟的意願十分低下。
　　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民間投資意願低下。誠然，成本飆升、産能過剩等是民間投資意願低下的重要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則是投資空間的缺失。相對應的，銀行所面臨的問題，不是流動性不足，而是優質借貸客戶的減少。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基準利率等放鬆信貸的政策刺激的着力點過於依賴財政貨幣的數量擴張，而制度變革、市場化疏導工作則進步遲緩。比如金融改革雖然在溫州開始試點，但是並未有較大的實質性進展。再比如“新36條”頒佈至今以來，依然只是停留在紙面，民間資本顯然還沒有看到重回實體經濟的大好機會降臨。結構性問題不解決，盲目依靠利率杠桿進行調控，並不能將經濟從下滑的頹勢中解救出來。
　　事實上，陷入流動性陷阱的，不止中國一家。日本已在流動性陷阱中掙扎了20餘年，美國、歐洲亦身陷其中，究其根源，乃政策應對上的失誤。日本、美國、歐洲，各自有着不同的基本國情、經濟結構和社會矛盾，但是政策決策者卻忽略了各自國家的經濟結構問題，都試圖利用反周期的貨幣政策來解開經濟的結構性死結。天量的貨幣擴張，的確能夠暫時緩解經濟下滑給整個社會和民眾生活帶來的衝擊，但是並不能拆解結構性難題。在此過程中，貨幣政策的劑量越開越大，邊際效果卻越來越差，隱含的金融風險更是以幾何級數上升。

　　堅定推動重點領域改革促進經濟轉型

　　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對於我國出現的流動性陷阱和經濟增長放緩的現象，僅僅依靠貨幣政策進行單方面調控是遠遠不夠的。此時，亟須相關財政政策和其他深層次改革措施予以配合。從當前我國經濟現實狀況看，大幅度減稅、優化投資等措施更符合市場心理，是令中國經濟重回佳境的正解。
　　在稅收方面，要繼續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擴大營改增試點範圍並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從而在實體經濟層面起到放水養魚的效果。目前我國財政收入、稅收依然維持着相當高的增長規模。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6.4萬億元，這一數字是2002年全年全國財政收入的三倍之多。可見，減稅步伐有待進一步提速。
　　在優化投資方面，要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加大對投資的結構性支持力度。具體來説，應加大對符合國家戰略導向項目、民生項目的建設來穩定和促進投資；注重有效投資，避免重復建設帶來的産能過剩問題；防止産業資本過度沉澱樓市，保證促進民間投資的相關政策切實落地，激勵民間資本進入實體經濟。
　　在經濟轉型方面，政府需要提高對經濟減速的容忍度，通過堅定推動重點領域的深入改革來促進長期經濟轉型。政府應當嚴格明確行政邊界與權力邊界，逐步放開民間資本投資領域，促使壟斷管制領域向市場化方向轉型，提升微觀經濟主體的內生動力，大力支持小微企業和服務業發展，發揮並強化創新驅動作用，促進産業升級，加強市場競爭力。
　　曾經我們依賴巨大的人口紅利、豐富的自然資源、較低的貨幣化和城市化水平，以粗放式的投資、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而如今，傳統的低工資水平已經不可能再維持，而資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問題日趨嚴重，貨幣存量M2與GDP之比也已接近200%。這些因素的制約，都預示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可能重走老路，而必須走向以創新帶動效率，投資消費旺盛、民間活力四射的新路子上，這才是保證經濟迎來新一輪嶄新增長周期的好辦法。（第一作者係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