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北方電網本週一凌晨癱瘓，印度北部、西北部、東部、東北部，首都新德里、最大城市加爾各答等都未能倖免，受影響人口高達6.7億，佔印度總人口的一半。如此規模的斷電事故，堪稱史無前例。
印度的基礎設施殘缺早就世界聞名，無論電力、交通還是通信，概莫能外，並已成為掣肘印度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短板之一。在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中，印度基礎設施目前在139個國家中排名第91，甚至低於斯裏蘭卡和博茨瓦納。而麥肯錫公司2009年發布的一份報告則認為，基礎設施滯後可能導致印度2017年經濟增速下降1.1個百分點，損失2000億美元。
必須填補基礎設施缺口，早成印度國內外的共識；但真要落實解決，卻又談何容易。且不提財政能力不足，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腐敗+不作為”組合大大提高了建設成本和拖延爛尾風險，且不提無休止的政爭、媒體口水仗也大大阻礙了建設步伐，單就徵地爭端一宗，就足以構成阻礙印度基礎設施和非農産業建設發展的死結。
首要的問題是土地私有制。在印度的土地私有制下，徵用農地，成本承擔者和補償獲得者常常並非同一主體，租賃土地耕種的佃農和擁有少量土地的小自耕農承擔了絕大部分實際成本和風險，擁有大片耕地而並不實際耕作的地主卻獲得了絕大部分補償，致使共識難以達成，社會矛盾激化。佃農和小自耕農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謀生手段和基本保障。特別是佃農得不到貨幣補償，無論政府和徵地企業如何承諾建成工廠、工業園區之後將為當地人提供多少就業機會，印度政府過往的低效率紀錄、製造業欠發達的現實都讓他們不敢過度信任這樣的承諾。更何況就私有制下的法理而言，政府和徵地企業並無義務向並非土地所有者的佃農支付補償。由於印度基礎教育嚴重滯後，沒有文化和技術的失地農民事實上也難以在非農産業覓得有體面收入的就業機會。
切蒂斯格爾邦巴斯塔地區（Bastar）的傑格德爾布爾鎮（Jagdalpur）一帶鐵礦豐富，塔塔鋼鐵計劃在此處建一座年産量500萬噸的鋼廠，為此需要從10個村莊、約1750名土地所有人手中取得這塊約20平方公里的土地，塔塔公司也游説村民放棄土地，並承諾會把他們安置在鋼廠工作。但村長曼達維的發言代表了相當多村民的心聲：“我們不是工程師，鋼廠裏雖然有我們可以做的工作，但不是端茶倒水就是清洗地板，我們為什麼要去伺候人？我們寧可要自己的土地。”正因為如此，印度徵地項目普遍遭到廣大佃農和小自耕農的堅決抵制。
相反，對於印度地主而言，鉅額徵地補償的吸引力顯然遠遠大於相對微薄得多的田租。因此，在眾多徵地爭端中，無論抗議、抵制風潮如何猛烈，徵地計劃依然能進行到底。這種收益私有化而成本社會化的模式，激化社會矛盾是必然的。
不僅如此，為了提高土地被徵用的補償，地主們不僅不反感不利於社會穩定的徵地爭端，反而往往期待爆發徵地爭端，乃至主動挑起徵地爭端。一些被徵地的地主公開放言，感謝抗議徵地的示威者，因為只要一發生抗議，地價就會成倍上漲。一些大地主及其把持的地方政治勢力還積極介入徵地爭端，目的就是獲得鉅額經濟利益，並在農民人口占絕大部分的地區贏得政治支持。
在人口稠密的亞洲發展中國家，解決徵地爭端的關鍵在於提供非農部門就業機會；而要創造足夠多的非農部門體面收入就業機會，關鍵又在於發展製造業。然而，印度是一個製造業發展滯後的國家，直到2011年，在12億人口中，現代製造業部門吸收就業的僅870萬人。製造業欠發達決定了印度非農部門無法提供足夠多的體面收入就業機會以容納需要從農業部門轉移的勞動力，這一缺陷無法靠發展服務業單兵突進來解決，因為現代服務業只能建立在現代製造業基礎之上。也正是這一缺陷，決定了印度不僅難以低成本完成徵地和工業化起飛，而且難以解決“被城市化”的失地農民的生計。
印度政府也不是沒有下過工夫嘗試解決其製造業欠發達的缺陷，近年來引進外資和建立經濟特區的實踐就表明了他們的努力。但印度引進外資本身存在結構性缺陷，引進外資總額中流動性、投機性強的組合投資多於直接投資，從而有損印度宏觀經濟穩定性；在直接投資中來自離岸金融中心的投資太多，服務業直接投資太多而創造就業、拉動相關産業能力強的製造業投資不足。更糟糕的是，某些企業還拿低價圈佔的土地向銀行高價抵押獲取貸款，而且這麼幹的企業中還不乏信實集團這樣的巨頭。在這種情況下，失地農民會有多少機會以非農業部門就業形式獲得非現金補償呢？
印度基礎設施、基礎産業和製造業發展的老大難問題不可能迅速解決，有意開展對印經貿的中國企業需明了這一點。而印度大斷電的教訓，也給我們提供了避免自廢武功而重蹈覆轍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