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危害不僅僅是造成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更應引起我們對上個世紀國際金融秩序的思考，深刻認識全球金融危機對經濟學理論、對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對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對新型市場經濟轉軌的經濟政策選擇帶來的挑戰，有利於我國未雨綢繆，制定長期的、積極穩妥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對策。
　　我們不要低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性。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問題出在虛擬經濟上，而不是出在實體經濟上。全球金融危機之所以沒有結束，關鍵在於危機遠並沒有解決，美歐金融機構持有的大量“有毒金融資産”仍然威脅着美歐的金融機構安全運行。
　　那麼這種“有毒金融資産”是什麼？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期間氾濫發展的場外債券衍生品市場。其中，一類是有資産擔保型的債券，或者叫做資産證券化産品，通常被簡稱為ABS，房地産按揭貸款債券、商業地産按揭債券、汽車貸款抵押債券、信用卡貸款債券和美國的“兩房”債券都屬於此類；另一類是基於信貸違約發展起來的衍生品債券，歐美國家在金融創新的年代把各種信貸違約的可能性形成一種合約，然後通過櫃&市場出售給金融機構自營，或者是發售給中小投資者，以達到轉移信貸風險的目的。信貸違約掉期(CDS)和信貸違約權利互換(CDO)屬於此類債券衍生品的主要形式，當然還有外匯和利率風險為標的的其他債券衍生品。這兩類債券衍生品為什麼能夠成為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元兇呢？原因在於它們在場外市場過度衍生和過度發行，成為歐美金融機構普遍自營持有的金融資産，一旦泡沫破滅，則變成歐美金融機構的賬面投資巨虧。
　　據統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前的高峰時期，場外信貸衍生品債券的總市值大約為605萬億美元，進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它的市值下跌到只有25萬億美元，如果605萬億美元減掉25萬億美元，賬面虧損就是580萬億美元。2009年美國的GDP14.8萬億美元，歐盟的GDP總值15萬億美元左右，這意味着美歐要想解決金融體系內的各種信貸衍生品債券虧損問題，需要20年的GDP總值來彌補這個金融資産“黑洞”。目前這580多萬億美元的場外衍生品債券大量分佈在美國和歐洲的銀行手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為了保證美國的經濟體系不垮&，美國採取的救市政策就是通過財政部持股的方式把大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股權國有化，把銀行都辦成國有的。另一條措施是通過聯邦儲備銀行去收購面臨倒閉危險的大型美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手頭持有的上述有毒資産。大家知道，美聯儲過去是不持有金融資産的，美聯儲外匯儲備除了約8000噸黃金和1000億美元外，幾乎沒有其他儲備資産。現在美聯儲可以管理的其他金融資産將近3萬億美元，這都是些什麼資産呢？就是收購大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有毒資産。
　　歐洲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由於缺乏強有力的統一的歐盟政府，缺乏統一的財政紀律，缺乏能夠立刻決斷和有足夠救市資源的中央銀行，所以，歐債危機遲遲得不到解決。現在歐洲大型商業銀行持有的有毒資産，時刻威脅着銀行的信譽和籌資能力，其資産規模如前述又都是單一的歐洲國家GDP總值的3-4倍，大而不能倒，所以，歐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結束。
　　過去的二十世紀是人類社會發展比較不幸的100年，雖然在這100年人類的物質文明達到了頂峰，但戰爭、環境污染、金融危機和貧困化依然十分嚴重。因為在這100年中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當然還有局部戰爭就不説了。更糟糕的是這100年發生了多次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即1929-1933年的美國經濟大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間還夾帶着拉美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等小的金融危機。這就有必要反思上個世紀100年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的演變，如果説回到1918年以前，那個時候全球還是一個穩定的貨幣體系，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很低，而且主要是銀行信用危機，通常是某一國家的某一家銀行出現問題，範圍小、危害低、也好解決。
　　問題出在1933年危機以後，1944年美國利用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實力迅速崛起，英國逐步衰退，建立了佈雷頓森林體系，並利用這個美元與黃金挂鉤、世界各國貨幣與美元挂鉤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大肆進行美元和金融擴張，支撐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霸權。如果説佈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初期，美國還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國際貨幣體系還是相對穩定的一個時代。但到1973年美國拒絕了黃金和美元的兌換後，美元氾濫發行、離岸美元中心的形成以及美國在新興經濟體強勢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普世價值觀，其實給這些國家帶來了金融危機，並沒有消除全球的貧困化問題。人類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歷史並不長，前後三十年的時間，但這三十年時間帶來的問題值得深入思考。無論是凱恩斯理論，還是哈耶克理論；無論是資産組合理論，還是行為經濟學理論；無論是新古典自由主義理論，還是制度學派理論；儘管這些理論都拿過諾貝爾獎，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面前，都顯得是那樣的蒼白，把這些理論的真實性和正確性的檢驗推到了事實的前沿。
　　在當前的這種背景下，人民幣要不要急於國際化？人民幣應不應該國際化？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的邏輯是什麼？我國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的確需要新的理論指導。1978年以後我們的改革可以説是更多地採納了市場化的思想，隨着經濟與市場化的程度逐步深化，“頂層設計”的改革觀念更需要汲取西方自由市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國的金融崛起面臨歷史性的選擇，如何深刻認識全球金融危機？如何深刻認識東方和西方經濟發展道路的不同？這種不同的結果又是什麼？這也是需要當今經濟學去回答的。
　　（作者為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