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穩增長被突出強調的背景下，關于樓市調控該堅持還是該松綁的爭議再起。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卷入爭議漩渦的，除了地方政府、商界名流和形形色色的專家之外，還增加了國家發改委和央行這兩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上周，在“央行下發加急文件推行七折房貸利率”和“國家發改委有可能為地産項目開口子以提振經濟”等新聞報道的刺激下，樓市向暖的預期升溫。面對公眾質疑，央行和國家發改委先後予以緊急“辟謠”，稱媒體有“市場炒作之嫌”。為此，涉事媒體還打起了辟謠與反辟謠的筆戰。如此戲劇性的一幕，折射的不僅是新聞倫理之爭，更體現了樓市中復雜的利益博弈。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的壓力。在短期內出口或將持續萎縮、內需難以有效擴大的形勢下，放松樓市調控，對于改善宏觀經濟數據的確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也是政府刺激國內生産總值（GDP）的嫺熟套路。但問題在于，以這種方式換來的GDP增速的提升，還能算是“穩增長”嗎？
　　穩增長是一個與科學發展觀相對應的概念，它尤其強調增長的品質與增長的可持續性。穩增長是對“GDP崇拜”的揚棄。表現在數字上，穩增長不再以“保八”為目標，而是可以接受7.5%乃至更低一些的經濟增速；表現在內涵上，穩增長追求的是産業結構優化、技術與管理創新、資源環境受到保護以及國民幸福指數提升，相應地，淘汰落後過剩産能、擺脫土地財政、擠壓樓市泡沫以及防止經濟脫實向虛，也是穩增長內涵中的應有之義。
　　因此，在房價依舊畸高、樓市泡沫尚未真正消除的當下，希望通過放松樓市調控來實現穩增長，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即便此舉能夠促成經濟增長，那也是一種隱患叢生的增長，甚至是一種“偽增長”，絕非穩增長。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GDP增速與規模誠然可觀。但是在扣除環境污染、資源透支、通貨膨脹、房價高企、分配不公等副作用後，這30多年的經濟增長給全體民眾帶來多少“正福利”呢？有經濟學家認為，在所有正負作用相互對衝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一個“零和遊戲”。這種觀點或許偏頗，但它的確為“GDP崇拜”經濟增長模式敲響了警鐘。需要從中吸取教訓的，恰恰包括中國的房地産行業。
　　經濟終究是為民生服務的，房子歸根到底是用來居住的，因此，“居者有其所”是經濟發展的內在使命。換言之，房子的最高價值不在于其價格，而在于它能增進大多數人的福祉。這是一個樸素的常識，只需要具備基本的良知和理性就能夠體認。以此為邏輯起點，借助房價收入比這個簡單尺度，不難得出在中國房價過高的判斷。遺憾的是，放眼中國，多少官員、經濟學家和社會精英，至今仍在打著各種各樣的幌子，在這個常識問題上辯論不休。
　　最近幾年，“房奴”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象，不僅在一線城市日益嚴重，而且還在向二三線城市蔓延。與此同時，大量房子閒置，甚至出現無人居住的“鬼社區”或“鬼城區”；官員、富人以及炒家擁有多套房産的比比皆是；開發商要麼大肆囤地坐等漲價，要麼採用饑餓行銷的手法拉高房價；政府在“招拍挂”過程中以推高地價為樂。實際上，中國並不是一個因為土地稀缺、城市人口太多而導致房價高企的國度，城鎮化帶來的漲價因素不應被過分誇大。政府職能錯位、炒作之風熾盛以及貨幣政策失誤，才是中國房價畸高的根本原因。放在世界范圍內看，過高的房價收入比也決定了中國房價應步入回歸之途。
　　從目前看，盡管始于2010年的中國本輪樓市調控有“史上最嚴”之謂，但其價值取向仍值得稱道，若能對其具體措施中的一些不足加以完善，並認真貫徹落實，則房價理性回歸有望，這不僅有利于改善民生，推進中國經濟轉型，也將為世界其他國家破解房價難題提供可資借鑒的樣本。
　　有一種觀點認為，房地産關聯上下遊50多個行業，因此調控房地産會對這50多個行業産生負面影響。從短期看，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從長期看，如果房價在調控中下降到合理價位，居住需求成為購買主力，樓市成交量就會長期維持在合理水準，開發商從中獲得合理回報，房地産上下遊行業也將因此獲得可持續發展。房地産上下遊行業的從業者，本身也是高房價的受害者，他們和億萬民眾一起，都會從房價下降中獲得生活的改善。再者，房價下降還會為居民消費其他産品騰出購買力，從而擴大內需，其效果相當于為國民集體加薪。誠然，房價下降後，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會成為利益“受損者”，但是這種“受損”對于開發商而言，本質上是讓它們理智地告別暴利時代，享受行業平均利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一則讓它們還利于民，二則敦促它們回歸“守夜人”的角色。這種種結果綜合在一起就是：房價下降將使絕大部分民眾受益，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而這正是穩增長的精髓所在。
　　的確，房地産在中國經濟中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將穩增長與樓市去泡沫化之間的邏輯關係理順，切不可顛倒因果，混淆主次。一言以蔽之：縱容樓市泡沫與穩增長背道而馳，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計，以改善民生為取向的樓市調控決不可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