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商務部數據，中國外貿從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已經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且個別月份已經出現了貿易逆差，這意味着出口下降的速度已經超過了進口下降的速度。對此現象，究竟怎樣理解才是正確的呢？關鍵要看對外貿易的增長下降、特別是出口的增長下降是否對經濟增長産生了負面的影響。
　　事實已經做了注解，隨着外貿的下降，已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其中的傳遞機理是很容易用凱恩斯主義的國民收入恒等式來加以説明的。即，國民收入（GDP）=消費+投資+出口-進口+政府支出。從這個恒等式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只要等式右邊的出口下降了，那麼等式左邊的GDP必下降。
　　當然，人們也可以從上述恒等式得出與我們完全相反的結論。因為除了出口，還有國內消費、投資、以及政府支出等因素也是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但是，這樣的推論在當下中國並不成立。因為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所講的經濟起飛階段，遠未進入群眾大規模消費的發展階段。
　　依據是：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仍有50%，中國仍處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中；二，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驅動，仍處在“幹中學”的發展階段；三，儘管中國未來的人口增長呈老齡化趨勢，但存量剩餘勞動的規模仍很龐大，只要存量的剩餘勞動沒有被出清，即沒有實現充分就業，那麼想要通過增加工資來增加內需是困難的。
　　以上情況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正處在一種“囚徒困境”中：經濟起飛釋放了産能；但在起飛時又缺乏足夠的內需來吸收掉不斷增加的産能，從而不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為了走出此困境，就只有依靠出口來平衡經濟起飛時期不斷增加的産出。
　　基於以上的事實，假如我們仍然選擇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恒等式作為分析工具，那麼中國經濟在內需不足的前提下，投資帶來的産能增加必須依靠出口來加以平衡。
　　由此可見，在當今中國，出口是投資的函數；投資是就業的函數；就業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消費（也就是內需）的函數。出口是原因，消費（內需）是結果。據此邏輯，我們可以得到基本結論是：在經濟起飛時期的中國，出口與內需絕不是替代關係，而是因果關係。
　　這種關係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當中國經濟因為出口下降而趨於衰退時，根本不可能通過刺激內部需求來加以對衝，其中的道理就在於，當下中國，內需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兩者根本無法替代。
　　從以上邏輯中，我們當然也不難得出同樣的結論，如果沒有出口，也不會有投資的增長，因為中國很大一部分投資是由出口拉動的；同理，沒有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政府的稅收也會隨之下降，於是試圖依靠政府增加財政支出來阻止經濟增長減速的可能性也是較小的。
　　最近幾年中，伴隨中國出口貿易增長率下降而來的各种經濟現象已經可以驗證以上的結論。在出口下降和內需不足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於房地産投資和政府的財政投資，而不是與出口貿易和內部需求相關的投資。這種“雙輪驅動”帶來的後果是極其有害的。
　　而時至今日，管理層試圖通過鼓勵發展新興産業的方法來阻止經濟增長的回落，但這又遇到了存量稟賦的約束，從而不可能被市場所接受。從存量稟賦來看，中國有太多的勞動要素和不算太少的資本要素，但發展新興産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要素卻高度稀缺。而今天的新興産業大都屬於知識和資本要密集的，大規模發展這類産業將會導致普通勞動者就行業機會的減少，並且還會擴大擁有不同要素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
　　由此可見，受到多重約束的中國經濟要想保持穩定的、可持續的增長，必須回到依靠出口貿易的道路上來。為此，我們就需要進一步探討導致中國出口貿易下降的主要原因。
　　從現有研究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來自於國外的需求衝擊；第二，是來自於國外的供給衝擊；第三，是來自於國內的成本衝擊。在這三個原因中，我們更加傾向於國內的成本衝擊是導致中國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們先來看來自於第一個渠道的衝擊。從2005年管理層決定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升值幅度已經達到30%左右，由此造成的出口成本的上升對於技術進步緩慢的勞動要素密集産品出口企業來講是難以消化的，假如沒有稅收減免等因素的對衝，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勢必下降。
　　當然，我們可以借助於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升值，將這些所謂的低端産業淘汰掉，然而，就中國目前的稟賦特徵來看，它們恰好是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和分工的比較優勢所在，而且也是人民充分就業的希望所在。所以，不管管理層是出於故意還是無意，若是把這類所謂的低端産業大量淘汰出局，那麼就會引起國民收入（貿易所得）與工資收入（就業）同時下降、於國於民均不利的嚴重後果。
　　出口貿易部門成本衝擊的第二個渠道是實際匯率升值。實際匯率升值主要表現為工資和房地産價格持續上漲上，而工資與房地産價格上漲則是由一系列不當的經濟措施所推動的。
　　工資上漲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對勞動力市場的扭曲性干預。這種扭曲性干預體現多個方面。由此導致的工資上漲假如沒有生産率的提高予以配合，那麼就必定會導致實際匯率的升值。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厘清以下幾個相關的經濟理論問題，否則，就很難走出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誤區。
　　第一，對於一個尚處在經濟起飛階段的經濟體來説，由於存量剩餘勞動規模巨大，從而壓制了工資的上漲，因此其經濟增長的動力只能來自外部需求，而不是內需。內需只能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想要通過刺激內需來推動經濟增長是難以奏效的。
　　第二，中國當前發生的“民工荒”不是因為剩餘勞動出清、供求關係趨於緊張造成的。在農村人口還佔總人口約50%、過剩勞動力還有上億人的情況下，是絕不可能發生勞動力供不應求之“危機”的。民工市場之所以發生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現象主要是措施不當造成的。
　　第三，在農村人口占到總人口半數的情況下，“劉易斯拐點”是不可能到來的。如果再考慮到目前中國城市工業和鄉村農業間在勞動生産率上所存在的巨大差距，那麼勞動力從生産率落後的農村流向生産率相對較高的城市工業的空間依然十分巨大。
　　第四，工資增長主要依靠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當然還有勞動力供求關係不利於需求方的逆轉，但是，這兩個條件在今天的中國並不滿足。從統計數據看，最近幾年，中國的勞動生産率在下降，所以沒有增加工資的理由。至於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也未發生有利於供給方的逆轉。在這樣的狀況下，政府比較合理的干預只能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逐步提高社會最低工資標準。
　　而房地産價格上漲源於一系列“産業緊縮”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實體經濟從實業部門退出，轉而進入行業門檻低、利潤誘人的房地産部門，從而導致中國房地産業的畸形發展。毫無疑問，伴隨投資和投機資金的大量入市，中國的房地産價格持續走高，這不僅推高了工商業活動的土地成本，也造成了巨大的工資上漲壓力（因為勞動者為購買住房所需的費用急劇提高了）。
　　回到問題的核心來看，受稟賦約束，中國目前的出口貿易只能以加工貿易為主，當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扮演此種角色的時候，匯率升值對於中國來説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因為，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的産品，不是要素（廉價勞動）可競爭的就是産品可競爭的，匯率升值必定會被別人所替代，而不可能帶來出口商品的價格提高與貿易所得的增加。而伴隨着匯率升值而來的將是全球套匯資本的流入，並通過外匯佔款的發行而導致流動性的增加與物價的上漲。
　　因此，中國有必要重新審視外貿戰略。第一，停止名義匯率的升值和浮動，通過開放國內市場、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採用“以市場換市場”的方法來加以平衡；第二，減少對勞動力市場的不當干預，堅定不移地把當前正在推行的房地産市場調控政策落到實處，並加以鞏固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