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説，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完全不同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開放各地私營企業，外資很少，國有經濟的比重很大，佔到70%—80%，到80年代末的時候還有50%—60%。從80年代末開始，中國在對待國有企業問題上出現了一段艱難時期。當時國有企業生産的東西賣不掉，企業沒有效益，但是國家還一直供給貸款維持國有企業的生産，這樣一來，在很短的時間內銀行的壞賬就到了背不動的地步。
　　1996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實際背景是第一次出現國有工業企業總體虧損，銀行的壞賬已經背不動了。“抓大放小”在銀行系統裏很明確，就是銀行不再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貸款。這樣就促使國有經濟必須進行戰略調整和重組。
　　必須承認，國有經濟的調整過程是很痛苦的，第一個就是帶來了銀行的壞賬，當時銀行的壞賬率最高曾達到40%以上。第二個就是中國原有的許多中産階級，尤其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老職工，被排除出了中産階級，若干年後變為低收入階層。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一時期國有企業的破産和清理，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打開了大門。在國有經濟戰略重組之後，很多國有企業破産了，當時在政策上又允許企業融資，這就加大了外商投資的機會。於是原來很多不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逐步變為允許收購中方的股份，允許外方控股，取消內銷的限制。
　　石小敏認為，這樣的政策調整，某種程度上是不得已的。外商在中國的投資主要集中於製造業，但是中國原有的國有製造業企業，由於長期缺乏內在的激勵機制，經過一段市場的競爭就會出現疲態，在競爭中敗退下來，國有企業對內競爭不過鄉鎮企業，對外競爭不過外資企業，這在當時成為了一個普遍的現象。
　　為此，中國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後期搞了很多的改革，其中就有外匯改革。中國進行的外匯改革，使得人民幣大幅貶值，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大數上從1：5貶為1：8，為後來中國實體經濟持續出口高增長打下了貨幣基礎。
　　在其他方面，中國還進行了機構改革，裁撤了一大批特權公司，為建立外資大進大出的機制鋪平了道路。
　　2001年中國簽署了WTO協議，這標誌着中國的對外開放再次上了一個新&階，從引進資金、設備、管理、市場進入到一個成套引進游戲規則的階段。由於WTO協議的簽署，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市場上的政治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評估也大大降低了，同時中國市場上各種資産的估值則越來越被看重。
　　另外，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實施了一輪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了經濟的回升，最主要的就是投資高速公路，特別是兩個三角洲的高速公路建設以及一些港口的建設，大大地提升了兩個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布局空間。
　　從實際數字來看，據石小敏介紹，從2002年到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翻了一番多，出口翻了兩番多，外匯儲備翻了三番多。外資投資企業的總産出，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佔整個中國工業比重的10%—20%，上升了30多個百分點，現在大概佔中國製造業比重的一半以上。外商投資企業的産出在中國的市場銷售的內銷比例更是達到了75%—80%，其中只有20%—25%的産品用於出口。這些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産品長期佔據了出口總額的60%左右，包括高技術出口的85%。
　　總之，中國在本世紀形成了這樣的經濟格局，各地都在爭相進行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各地都在發展工業開發區、出口加工區和本部經濟。現在外商投資企業的納稅，包括進出口稅，已經佔了中國整個工商稅收的三分之一。
　　由於外商投資企業主要瞄準的是國際市場，同時也兼顧國內市場，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前，中國經歷了黃金發展時期，全要素生産率在這段時間的增長非常的快。
　　隨着國內資金的不斷投資，中國的城市化也全面啟動。石小敏指出，以前城市化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輔線，但是到了2007年、2008年，由於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推動，城市化建設發展迅速，在中國經濟中所佔的分量也越來越重。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戰略是招商引資製造出口，包括港口建設。國際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的港口投資變為負增長，政府為了擴大內需，保證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就必須加大投資。而由於中國長期的出口導向型戰略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外匯，政府的投資也十分有底氣。
　　石小敏説到，這一輪大的投資中，真正的主角是地方政府，資金就是地方融資平台。以前縣級沒有資金，這次允許縣級建設地方融資平台，結果地方融資平台的數量達到了一萬多家，而融資額從1.5萬億元到超過10萬億元。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消費，28萬億的60%—70%是一筆很巨大的數字，將這部分投資回收變現的主要渠道就是賣地，這又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