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本人也在國內某商業銀行做過幾年基層業務，儘管後來的研究工作也多次涉及國內商行，但對於“銀行暴利”這個詞，還是在最近輿論界熱議下開始關注的。因為學術界對於暴利從來就沒有統一的量化指標，於是就有學者引用美國商業銀行的數據作對比分析，結論是：中國的商業銀行回報率遠高於美國。由此可見，中國商業銀行暴利問題確實存在。但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美商行之間如此巨大的差距，這些學者並沒有給出符合科學邏輯的理由。
　　在那些中美商業銀行盈利水平對比分析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壟斷”這個詞。壟斷確實是暴利的根源之一，但在中美的對比分析中，這個結論並不具有説服力，原因就在於中美兩國金融體系的本質區別。
　　美國的金融體系是市場主導性的，最突出的特徵是包括融資在內的金融交易主要靠市場驅動。從傳統意義上的融資活動看，商業銀行並非主導渠道，也就是説融資者更多地可以依靠資本市場完成融資。隨着現代金融市場風險的不斷聚集，美國商業銀行很多時候並不想承擔貸款風險，於是就出現了上世紀80年代後資産證券化的趨勢：商業銀行把大量（有時甚至是全部）包括貸款在內的資産業務打包上市（或者發行信託計劃），最終只賺取遠低於存貸利差的手續費。
　　中國的情況大不相同，總體上講，我們的金融體系還是接近於銀行主導型的，即融資主導方式是商業銀行間接融資。而且，由於我們的資本市場不夠發達，就算商業銀行想推資産證券化，也沒有可實施的環境，這就造成了商業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高度集中在高風險的存貸利差上。我這兒就有一組數據，美國五大商業銀行收入平均70%以上來自中間業務；而截至2011年底，中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佔比是，大型銀行在15%至20%，中小型銀行只有10%左右。中間業務收入（想象一下手續費）絕對值肯定比存貸利差要小得多，美國商業銀行絕對收益水平低於中國商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更能反映問題的是中美商業銀行風險水平的巨大反差。由於大批量的資産證券化，美國商業銀行所承擔的風險大大降低了，因而客觀上也壓制了其絕對收益水平，這是符合金融市場運作規律的。中國的商業銀行由於承擔着經濟社會絕大部分融資風險，因而也造就了相對較高的絕對收益水平，這同樣符合市場規律。但不同的是，美國商業銀行在控制住風險的同時，利用資本市場其他金融工具獲得的收益與其所剩風險的匹配關係使得這些商行的市值並不低；而中國的商業銀行由於風險無法有效對衝，加之新興市場經濟、轉型經濟的不確定性，市值因此就不高。這就是資産組合理論所説的價值是收益與風險匹配結果。可惜直到今天，我們還有人不習慣這種思維方式，只關注單一變量，結果自然是盲人摸象。
　　要消除不合理的銀行暴利現象，就必須在增加融資渠道、豐富風險對衝手段上下工夫，而這就不可回避要牽扯到資本市場的建設問題。一説到資本市場，很多人往往首先想到股權融資，而實際上與股權融資同樣重要的是債券融資和信託計劃，尤其是信託計劃對於將商業銀行間接融資方式轉化為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方式格外重要。
　　強化資本市場融資渠道的意義，不僅限於拓展融資渠道本身，也不僅僅在於豐富對衝手段。當以市場為主導的渠道豐富起來以後，利率市場化就不再是一句空話。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暴利除了聚集的風險過多以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主觀定價對信貸價格的扭曲。除了票據貼現等極少數業務之外，商業銀行最主要的資産業務就是信貸，而貸款利率至今仍是政策定價，這種做法的弊端有兩個：一是對於高於政策定價上限高風險用戶，由於商行無法得到足夠的風險補償，因而常常受到冷落，更招致了公眾情緒的普遍不滿。為了避免這一問題，商業銀行的一個變通方法就是變相收費，比如莫須有的“諮詢費”等，於是又造成了金融服務收費不合理的問題；二是對於低於政策定價下限的，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並不大，因而政策定價實質上是商業銀行得到了所承擔風險之外的超額補償，這也是所謂暴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體現。而市場定價的最大優勢恰恰在於讓風險補償回歸到市場認定的合理水平上，這既可以避免中小融資者的資金缺口，又可以消除商業銀行的不正常收益水平。
　　還有一點同樣不可忽視，那就是商業銀行的金融服務問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服務收費——無論是政策標準還是約定俗成——都有壟斷成分在裏邊，這是由服務手段（其實就是金融産品）稀缺性造成的。很多客戶需要的金融服務必須通過海外市場操作才能達到預期效果，而具有海外業務關係的金融機構也就那麼幾家，這種環境下想不讓銀行壟斷都不可能，怎麼可能消除壟斷利潤？要解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唯一出路就是消除服務手段的稀缺性，也就是加緊建立健全我們自己的金融産品體系，並吸納更多的人參與其中，讓金融服務領域也變成一個即便不是充分競爭但也必須是競爭的市場。

    （作者係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