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參加一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建設的培訓會，感觸良多。一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董秘在課下與授課老師私下交流時説，“老師你的課講得不錯，但如果沒有辦法真正制約和限制董事長的行為，你這個內控其實就沒有任何意義。”這位董秘的話，可謂點中了要害。在現有環境下，且不説，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可以“為所欲為”，就是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在上市公司這一片天地裏也是大可“一手遮天”的。
　　今年是財政部、證監會、國資委等部委要求在滬深主板上市的所有公司都必須實施並披露內部控制建設相關工作的第一年，不少上市公司的內控工作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只是，上市公司“內控”究竟“控”誰？到底如何才能實現有效的內控的問題其實並未厘清。筆者以為，不妨先從分析上市公司內控失效的典型案例做起。
　　在建立對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制約機制的問題上，筆者以為，參加各方可以有地方政府、紀檢、司法、證券監管、新聞媒體、律師、投資者等，通過這個機制，盡量量化和透明上市公司執行內控制度的情況，獎優罰劣，不給“劣幣驅良幣”留下可操作的空間，不給不遵守和執行內控制度的上市公司相關人員留下可乘之機，不讓嚴格遵守和執行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老實人吃虧。至於這個監督制約機制的牽頭負責人單位，筆者以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監督制約機制，應由地方政府、紀檢和司法機關為主，其他各方為輔；而對於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監督制約機制，則應由證券監管、新聞媒體、投資者為主，其他各方為輔，相互配合，共同達成。
　　對於內控制度不全、執行不力、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經營虧損、案件頻發、群體事件不斷的上市公司，要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的董監高和相關人員實行任期問責，這就要求建立和真正實施對上市公司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考核制度。在調查清楚的情況下，不僅要限制公司的再融資和並購重組，該免職的免職，該移交司法的移交司法，並附帶對相關人員的民事訴訟。對於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的董監高和相關人員實行任期問責，不僅要限制公司的再融資和並購重組，還要由證券監管部門對責任人實行問責，採取適當的市場禁入措施，並附帶對相關人員的民事訴訟。
　　為上市公司消除內控控制不住的風險，還需有效限制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權力濫用，前些年，證監會在全國上市公司中間開展的清理大股東及其關聯方佔用上市公司資金專項活動，想來大家還記憶猶新。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濫用控制權掏空上市公司，損害投資者利益，擾亂證券市場正常秩序，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但在現實中，上市公司對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的濫用權力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在對上市公司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制約機制中應該明確，凡違法違規，不按內控制度辦事，有損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利益，而上市公司高管及其相關人員又無能為力者，可向牽頭負責監督的主要單位實名舉報。舉報查實的，舉報人可以不承擔相關責任。而對於明知違法違規，卻不舉報，甚至相互串通的，理應予以嚴懲。
　　上市公司的內控有效與否，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各方戮力同心。如果上市公司的中層和一般員工不理解內控而內控制度執行中出現梗阻，內控制度建設便會功敗垂成；如果投資者維權意識不強，不了解上市公司內控失效可能對自身利益帶來損害，那麼，內控制度執行也就缺失了一個重大的推動力。如果新聞媒體和律師等對上市公司內控制度建設不甚了了，不能主持公正，伸張正義，也會大大削弱上市公司內控制度的執行力。當然，最重要的是，如果地方政府、紀檢、司法部門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僅靠證券監管部門和其他相關方面，制約作用實在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