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革房地産稅收制度”，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就此明確&&：將適當擴大房産稅改革試點範圍。近日，有關深圳、廣州或入圍第二批房産稅試點城市的傳聞不斷，雖然兩地地稅部門&&目前還不能確認，但有業內人士推斷，深圳今年推出房産稅試點應該沒有懸念。各方傳遞出來的消息及近期密集釋放的政策信號顯示，房産稅試點擴圍似乎已箭在弦上，仿佛只剩下時間問題。但必須明確的是，房産稅試點擴圍甚至未來全面鋪開不僅僅是時間問題，更重要的是技術問題。
　　首先，房産稅的定位，一是財稅機制改革的組成部分，二是配合房地産調控，而非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個新來源。這就需要在準備徵收房産持有環節稅費的同時，減少房屋流轉環節的稅費，保持這方面的總體稅負平衡。從重慶和上海的試點看，房産稅對平抑房價似乎沒有太大作用，卻對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有幫助。房子不好賣、土地賣不動，地方政府迫切希望有新的稅收來源，是以出現了“所有大中城市都有可能爭取搞”的説法——而這，顯然偏離了開徵房産稅的初衷。
　　其次，房産稅本質上是“劫富濟貧”的方式，長期目的在於調節財富分配。即讓佔有房産多的人交稅，通過稅收的調節作用來抑制住房上的投機、投資。從這個本質出發，至少需要做兩方面準備，一是全國性房地産普查登記；二是建立城鎮住房信息系統。種種新聞資訊和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擁有多套住房的投機、投資群體，其房産並不限於一地。這種情況下，在某一地試行房産稅，效果顯然不會明顯。而且，如果房産稅徵收範圍設置不科學，還會傷及社會中産階層，因為這部分人大多只有在一地置業的能力。加之居民投資渠道逼仄，房産稅試點如果匆匆擴圍，很可能讓“增加居民財産性收入”陷入尷尬境地。果真如此的話，房産稅的初衷很可能再一次被扭曲。
　　除此之外，現行《房産稅暫行條例》規定的徵收範圍限於城鎮經營性住房，如果把範圍擴大到住宅，需要修法予以支持。同時，理順經適房、限價房、公租房、定向安置房等多種房屋的權屬關係也比較複雜，尤其是如何摸清部分單位集資建設卻擁有永久性使用權的房産、如何解決小産權房問題等，更為不易，需要一系列相關改革措施。
　　由此來看，房産稅試點擴圍並非只剩下時間問題，而有諸多技術問題尚待解決。從房産稅的本質和稅收公平方面看，技術問題遠比時間問題重要。所以，房産稅需要撤離“臨門一腳”的衝動地帶，回到原點上認真設計與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