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説人生是個未知數，但有兩樣事卻是確定的：一是死亡，二是繳稅。就悲歡而論，二者有相似之處：死亡帶來別離塵世的痛楚，而對篤信天國的信眾來説，卻未嘗不是永生歡樂的開始；稅收固然帶來錢財減少的苦痛，但對於相信“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納稅人來説，它也許會帶來無上的榮光。
　　由於財政預算制度的不透明，政府收完稅後究竟是怎麼花的還很難為民眾所了解。考慮到這一事實，光榮的納稅人多少會覺得不是滋味兒。不過，眼瞅着道路越拓越寬，火車越跑越快，公園越修越多，學校越建越好，繳完稅後卻無權知曉它們往哪去的複雜情緒多少會稍稍平息。
　　這些年來，國內生産總值（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在奔跑，比它跑得還快的，是每年動輒增長20％左右的稅收收入。不過，由於底子較薄，基數較低，即便稅收的增速如此之快，目前稅收佔GDP的比重也不過19％左右，這一水平在中等低收入國家中不算突出，更不及那些比重多在40％以上的發達國家。單就這一點來説，把我國民眾的稅負痛苦指數列為全球第二，多少有誇大、炒作之嫌。
　　去年，圍繞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嚴格上應稱為免徵額）和課稅級次的改革，國人曾經有過熱烈的討論。當起徵點定格在3500元的時候，許多人頗感身上的負擔減輕了。殊不知，現行的稅制其實是一種“拔鵝毛時鵝的叫聲最小”的稅制，其特點是50％以上的稅收收入集中在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這3個間接稅種上，這些稅悄然隱藏於我們所購買的各類商品和服務上。由於在零售環節商品價格和稅收混為一體，因此很少有人能感知到它們的真實存在。只是在你出國購物，發現像皮包、香水、西服乃至電腦等這些多在中國製造的物品居然要比國內還要便宜許多時，你才會隱隱感到也許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考慮到像個人所得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不過6％，因此即便個稅的起徵點有大幅提高，也無法遏制去年稅收收入增長高達22.6％的事實。從這一角度看，若要實質性地減輕稅收負擔所帶來的痛苦，降低間接稅種的稅率也許是未來稅制改革的努力方向之一。
　　不過，稅負痛苦的程度如何事實上是比出來的。就稅收佔GDP的比重來説，國人的稅負還談不上高，痛苦自然也説不上深。因此，稅制改革由目前以間接稅為主體轉向以直接稅為主體，並不意味着應當降低稅收在GDP中的佔比，恰恰相反，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該比重仍有提高的空間。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斷不可輕言，民眾的稅負不重，痛苦不深。究其根本，稅負輕重之爭的關鍵並不在於政府採用課稅的方式從老百姓手上拿走多少錢，而在於政府通過各種稅收和非稅收手段拿走了多少錢。換句話説，這是一個關於財政負擔或者説廣義稅負的問題。的確，從名正言順的稅收來説，民眾的稅負並不重，但若加上徘徊於稅收周圍的各類非稅收入，則廣義稅負的確是過高的。
　　在非稅收入部分，除了要加上官方披露的非稅收入外，還要加上分量沉重的兩塊：一是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二是土地轉讓收入。2011年，官方計入的非稅收入為1.40萬億元，社保繳費收入為2.37萬億元，土地轉讓收入為3.32萬億元，加上8.97萬億元的稅收收入，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收入大約為16.06萬億元。據此，政府收入或者説廣義稅收佔GDP的比重達到34.05％。這一比重已經達到或超過一些中等高收入國家（如韓國等）的水平。
　　這意味着，單就可以直接計算的財稅收入而言，民眾所承受的廣義稅負已經超前於當前的經濟水平。若考慮到尚有不少游離於財政預算之外的政府收費項目，以及考慮到政府支出的不透明，居高不下的“三公”支出，社保基金項目讓人擔憂的資金不足，低水平的公共服務，國有企業的壟斷高價等，我們不禁感慨，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即便夠不上全球第二，恐怕也相差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