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不同的是，世行行長的甄選已經不再由美國人上演“獨角戲”，代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磚五國”前所未有地吹響了參選世行行長候選人的“集結號”。
由於現任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將於今年6月任職屆滿並且已宣布不再尋求連任，未來誰來執掌世行的金印——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猜測和關注。
作為“二戰”之後首次最重要的國際金融會議——佈雷頓森林會議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兩大世界性金融機構。根據當年歐美大國間不成文的約定，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而世界銀行行長則由美國人擔任。資料顯示，在世行存續的67年中，先後歷任的11位行長全都來自美國。
佐利克之後的下任世行行長依然會來自美國，似乎成為當下不容置疑的問題。除了美國在全球經濟的強大影響力，以及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仍居於主導地位，這些既定歷史事實至今並未得到實質性的改寫外，至關重要的就是美國在世界銀行中擁有15.85%的表決權，其足以否決任何動議，質言之，作為世行的最大利益相關者，如果有非美國人試圖主持世行工作，美國定會行使一票否決權。
按照美國財政部部長蓋特納的最新&&，美國將很快推出一名候選人接替佐利克。比如，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前主任勞倫斯 薩默斯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蘇珊 賴斯就備受關注，而前者的勝出率最大。資料顯示，薩默斯有着世界銀行歷史上最年輕首席經濟學家的輝煌背景，並獲得過青年經濟學家的“諾貝爾獎”——克拉克獎，不僅如此，薩默斯還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部長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要職。2010年年底，薩默斯離開奧巴馬政府，回到哈佛大學擔任專職教授。可以説，一個經濟學家所有可能擁有的地位、權力和榮耀，薩默斯囊括殆盡。
正當美國人忙於世行行長繼任者的人選搜索時，新興市場國家發出了非常清晰的積極參選聲音。在剛剛結束的2012年首屆G20財長會議上代表新興經濟體的“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決定統一推選出候選人競爭世界銀行行長一職。在187個成員國的世行大家庭中，金磚國家發出此種聲音在世行歷史上尚屬首次。
金磚國家公開亮明自己競選世行行長的態度，其所折射出的是全球經濟重心正在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客觀經濟現實。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美國家經濟陷入衰退，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卻大幅上升。特別是當前世界經濟GDP增長的近70%由新興經濟體提供，全球購買力的一半來自新興經濟體，並已超過發達國家購買力。顯然，在世界經濟發展和力量格局發生明顯重構的背景下，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必然要求在更高層次上更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與經濟影響力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世界銀行中話語能量的實際彰顯，則成為其角逐行長位置更加有力的籌碼。數據顯示，2010年世行在增資擴容後，中低收入國家在世行中的投票權份額從44.06%提高至47.19%，其中中國的投票權份額從2.77%提高至4.42%，在投票權上一躍成為排名第三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日本。與此同時，西方幾大經濟體的投票權比例則出現了相應下降。這一結果為本次“金磚五國”行使自己的投票權平添了幾分底氣。
然而，建立新秩序很難，打破一種既定的秩序和規則往往更難。
應當承認，過去60餘年中，世界銀行在履行“向各成員國提供發展經濟的中長期貸款，尤其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沒。
然而，世行的工作機制也受到不少的詬病，其貸款援助功能所遭遇的挑戰也有目共睹。一方面，世行在向援助國提供信貸支持時往往附加着許多條件，而且這些條件明顯帶有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利益索取痕跡，這令世行的公正性與公平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過去10年中，全球投資資金的膨脹及國家援助預算的增長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界銀行的作用。1995年，世界上最窮的國家17%的外部援助來自世界銀行，而今天這一數字已減少到了當初的一半以下。在未來幾年裏，向世界銀行伸手求助的國家會越來越少，而且不少國家於世行之外獲得私人融資也會變得更加容易。在這種情況下，世界銀行傳統的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的項目就受到了挑戰，其功能邊緣化跡象日趨顯露。
深入分析不難發現，發展的不平衡性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最重要特徵，而且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內在矛盾，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無法通過市場力量自發得到糾正，必須依靠全球層次上的資源轉移機制。
從這個意義上説，對糾正全球發展不平衡負有特殊責任的世界銀行未來改革的本質訴求，就是變革和創新當前的國際發展援助機制，促進全球生産要素全面充分合理流動，實現全球經濟的平衡有序發展。為此，世行在側重對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發展融資支持的同時，應注重發揮自己作為“知識銀行”的重要作用，實現以提供貸款援助和轉移知識並重；另外，世界銀行的貸款應明確戰略重點和優先發展領域，而不應將有限的資源分散在太多領域，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與此同時，針對氣候變化、農業生産力低下、水資源日益緊缺等諸多全球性問題的挑戰，世行應當從向政府提供貸款轉向為全球公共品的供給提供融資。
因此，筆者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的日益成功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崛起的背景下，世界銀行作為發展經濟學領域研究和政策思想監管人的角色，更應該使自己具有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