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來，物價高企，百物騰貴。連續上漲的消費物價指數（CPI）令底層民眾的收入相形見絀，低收入者感覺到了生活負擔的沉重。我們聽到了“讓收入跑贏通脹”的呼聲，值得注意的是，“讓收入跑贏通脹”不是一個普泛的議題，而是針對低收入底層民眾的。當然，作為對抗通脹的願景，這樣的呼聲合情合理，但若想化願景為現實，則遠不是那麼能讓人淡定的。
　　一般而言，通脹是物價持續普遍上漲的現象。換句話説，這樣的價格上漲不局限於一時、一地、某種商品上，而是涉及大範圍、長時間、幾乎所有的商品。因此，通常而言，一旦通脹爆發，其對社會的影響是持續的、普遍的。不管你身在何處，也不管你從事什麼職業，都難以逃脫通脹的淫威。
　　但是，由於通脹源於貨幣投放，其形成有一個過程，有如波浪之擴散，逐漸影響不同行業的産品，波及與之對應的民眾。因此，在實際生活中，不同商品、不同人群，由於其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受到的衝擊與影響也會呈現出差異。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當通脹來臨，有些人幾乎被高企的物價壓得氣喘吁吁，而另一些人則對物價的上漲幾乎沒有感覺。這種反差正好説明了通脹影響的多面性，也為治理通脹，降低通脹的殺傷力鋪墊了理論基礎。也因此，西方國家往往採取以下幾種方法應對通脹的衝擊：一是實施收入指數化政策，將收入與物價水平挂鉤，讓工資收入隨CPI浮動，以制度性的靈活機制保障基本生活不因價格上漲而受到影響；二是對低收入者實行價格補貼，以直接發放貨幣補貼的辦法來減輕物價上漲的影響；三是對基本生活必需品實施價格管制，或固定價格，或限制漲價幅度。
　　就中國而言，由於社會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通脹的發生、發展及其對民生的影響有着自己的特點。具體而言，在中國，收入指數化的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社會保障機制也不健全；價格管制雖然並不少見，但能夠幫助低收入者應對通脹的卻並不多。因此，要達到“不讓通脹影響民眾生活”的目標並不容易。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隨改革而來的不對稱性變化也與日俱增。具體表現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但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呈擴大趨勢；改革雖然沒有停步，但市場化改革在深度與廣度上明顯遇到阻力，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回歸計劃體制、退守計劃模式的逆流；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政府職能轉變受阻，政府對經濟的掌控力逐漸增大，加深了市場化改革中的矛盾衝突。諸如此類，使得通脹的局面更加複雜詭異，讓低收入者的“收入跑贏通脹”之路障礙重重。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大量低端勞動力喪失提高收入、應對通脹的能力。我們知道，通脹時期，包括投入品、消費品、服務等在內的大多數商品的價格都會上漲。當然，人工成本也會上漲。但各種商品價格的上漲幅度取決於各自的供給彈性。一般而言，供給彈性大的，其價格上漲的幅度小；供給彈性小的，其價格上漲的幅度大。之所以有這樣的區別，主要原因在於針對需求的增加，供給能及時滿足的潛力。相比較物資商品而言，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是一個供給充足的市場，雖然理論界早已警告“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但至今還沒到顯山露水的地步。僅此，即使其他商品的價格都上漲了，受制於充分供給的情勢，勞動力價格也沒有太大的上漲空間。這是收入難以跑贏通脹的第一個障礙。
　　其二，通脹是一種畸形的扭曲的經濟現象，反映了經濟處在不正常狀態。通脹最大的危害是扭曲價格信號，導致資源錯配，降低企業經營效率。因此，從物價由通脹狀態回歸到正常水平的全過程來看，企業的經營與相應的效益也被切割成兩塊：在通脹到達頂點之前，投資增加，效益提高，工人的收入也會增加。而在通脹拐頭之後，生産萎縮，利潤下降，工人收入下降；甚至出現大批廠家破産、失業退伍擴大、工人收入進一步下降的情形。因此，從整個過程看，之前因通脹而來的收入的增加會被之後的收入減少所對衝。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通脹時期人們所享受的經濟福利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通脹對經濟的損害是全方位的。社會各個階層都要為這種扭曲埋單。作為以工資為主要收入的勞動者，其經濟福利所受到的影響更大。
　　其三，中國的經濟中，政府主導與國家壟斷的成分不容小覷。這樣一種行政干預經濟、國有經濟憑藉政策優勢壟斷資源性行業的做法賦予不同經濟實體以天然的不同勢能，將不同企業置於天壤之別的處境中。完全市場化的企業沒有政策照顧，沒有資源優勢，沒有信貸相助，生下來就靠自己；而國有企業、壟斷企業等，躺在政府的襁褓中，備受呵護，不僅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而且享有政策優勢。前提條件的巨大反差會嚴重影響它們的行為取向。前者會謹慎應對通脹，壓縮規模，裁減人員，降低工資水平，以求度過危機。而後者由於通過非市場的手段獲取額外的資源與利益，在市場上具有較大的議價權，與此有關的收入所受到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即使處在同樣的通脹形勢之下，不同的企業所受到的衝擊是迥然不同的，不同的勞動者所受到的牽連也有着巨大的差別。這種影響的不對稱不是緣於公開的市場競爭，而是緣於人為的制度前提。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通脹影響的不對稱顯示出通脹的不良後果大多由大量的中小企業與底層民眾承擔了。這也是我們看到的近年來收入分配不公現象加劇的重要原因。
　　因此，無論從通脹管理入手，還是從通脹本身對經濟的損害來看，我們都沒有辦法使得低收入者的收入能跑贏通脹；其次，無論從損失補償來看，還是從經濟福利增加來看，我們也不可能使得低收入者在通脹時期能獨善其身。而且，對全社會而言，通脹帶來的是凈損失。因此，要擺脫通脹的困擾，使底層民眾的收入不受物價上漲的影響，唯一有效的辦法是阻止通脹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