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日前&&,今年底將在總結重慶、上海房産稅試點情況的基礎上,&&房産稅擴大試點的方案。賈康同時認為,“政府調節房價未來的方向,將是以房産稅等經濟手段來逐步替換‘限購令’這樣的行政手段。”(《中國證券報》12月8日)
在當前房地産處於深度調整、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大幅下滑、一些城市的限購令即將到期的情況下,這種表態的確具有多層面的政策想象空間和現實可能性。中原地産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全國130個主要城市的總土地出讓金為1.18萬億元,同比減少5200億元,降幅為30%。如果計算所有城市,則今年的土地財政收入可能減少上萬億。
這在當前地方債務負擔沉重的情況下,無疑是個非常棘手的話題。就此而言,通過擴大房産稅試點,一方面可以彌補地方在土地收入方面的缺口,另一方面為未來取消“限購”創造替代性制度。
長期而言,通過房産稅給房市以明確的制度預期,以保房價穩定,並使之成為地方的主要稅源,這個大方向當無疑問。
但也應看到,一方面,在上海、重慶這兩個試點城市,由於只針對增量房和豪宅等,其試點意義對全國而言並未提供多大參考空間;另一方面,從2003年至今,圍繞徵收房産稅的諸多制度障礙並沒有解決。
比如,徵收房産稅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抑制房價,還是給地方增加穩定的收入稅種?徵收後,土地出讓金是取消還是照收?如果既收土地出讓金,又收房産稅,這種一層又一層的“剪羊毛”,和“增加民眾的財産性收入”的大政策,是否背道而馳?
再如,儘管目前沒有大範圍徵房産稅,但總體稅費不僅不低,而且很高。據不完全統計,與房地産開發和交易有關的稅費多達60余種,佔房價的比例保守估計在40%以上。因此,房地産領域的稅費改革應在維持現有稅負水平的基礎上,調整結構,而不是只強調收稅,卻不理會其他稅種。如果貿然開徵,意味着房地産領域的稅負將更重。這顯然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産開徵統一規範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的原則不一致。
鋻於“限購”等行政措施的短期效應,以及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在全國推行房産稅的大方向是對的。溫總理曾指出,要利用房價合理回歸的有利時機,&&“治本之策”。因而,在以上種種疑問得不到制度回應的情況下,只是為了救地方財政收入之急,就貿然全面推行房産稅,有可能引發負面效應。
房産稅涉及公民的重要財産權,對此應嚴密論證,科學評估,慎重推行,而不能為了某種短期需要急於推出。這不僅損害公民的合法産權,也易對公共政策的嚴肅性造成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