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天生帶有放大效應，無論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龐大的金融交易，能將樂觀預期快速催化成危機。而一旦危機發生，悲觀氣氛又在金融市場推波助瀾，擴張了經濟衰退的程度，延續了蕭條。原因是存在着大量以投機性融資和龐氏融資支撐的投機性交易。
　　此時，所謂“逆市操作”並不容易，因而總是極少數人成功，大多數人失敗。即便如巴菲特和格羅斯這樣頂尖者，也有失手的時候。管理着全球最大私募債券基金並號稱“債券之王”的格羅斯，就因對今年誤判了美國國債市場，在年初拋空了美國債，導致業績下降，而向基金投資人致歉。
　　但是，商品買賣和股權交易越來越傾向於金融化。商品期貨特別是全球大宗商品期貨交易的膨脹，放大了現貨供求差額及其決定因素的影響。遠高於現貨的交易額，致使價格機制往往被這種金融性交易所控制，加劇了價格波動。股市中，在股權交易變得容易和高效的同時，投機性成分也加大了，這使公司估值和融資成本出現偏離。
　　中國當下的股市和房地産市場，都對當前和今後可能的經濟放緩反應過度。相對於預期收益，滬深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已從幾十倍快速下降到9倍左右。股市與房地産市場之間，還有一種相互擠壓的關係。現在，一些房地産公司的市值僅相當於面值的六成，這無疑進一步增強了對房地産市場的悲觀情緒，而這種情緒會再次打壓股市的估值。
　　其實，中國經濟增速趨於放緩，是30多年高速增長後的正常現象。應該承認，過去不到十年，除了出口繼續發力外，中國經濟主要是由房地産市場帶動的。房地産無論投資還是貸款，佔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和各類金融機構總貸款的份額都已超過五分之一。説過去十年和今後一段時期，中國處於類似歐洲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前期那種工業化鼎盛期間的“建築時代”，一點不為過。
　　今天，就絕大多數中國普通家庭和個人而言，房産已成最主要的非貨幣財産。正是房産，使個人建立起了自身的資産負債表，個人住房貸款餘額已逾6萬億，佔金融機構全部貸款的比例超過了12%。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個人只是利率管制環境中銀行的存款人和貢獻者而無從享受人為的低利率好處。是房地産市場的興盛，才大規模地改變了這種狀況。
　　當然，經濟增長對房地産的依賴只是階段性的，目前還不是這一階段的結束期。顯然，在政府看來，當前中國房地産市場泡沫過度了，因而採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而效果是顯著的。房地産交易的價量似有齊跌之勢，至少增幅回落了。但是，房地産市場向來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個棘手問題。房價上漲，社會存在不滿；房價下降，也有不滿。
　　現在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能承受對房地産市場的多大調控。畢竟，超過兩成的投資和貸款都是房地産，且不説還涉及眾多行業，以及銀行和家庭部門的資産負債表質量。即使針對擴大國內消費的結構轉型，由住房條件改善和投資性住房所引起的消費升級與規模，及其對這一轉型的貢獻，也不容小視。
　　這些年來，銀行過分看重土地和房屋抵押，企求通過這些資産升值或者資本利得而不是放貸對象的現金流來確保貸款本息的安全。因而，只要有土地和房産抵押，過去十多年銀行對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貸款幾乎完全敞開供應。這是一種典型的海曼明斯基在《穩定不穩定的經濟》細緻論述過的投機性融資。這種融資的脆弱性很強，極易出問題。這在上世紀90年代廣西北海市和海南島的房地産過度開發中上演過，已給中國的方方面面上過一課。當時，有商業銀行和大型信託投資公司就因過度集中於土地房産抵押貸款而倒閉。
　　中國房地産市場調控的高難度還在於，這一市場非常分散。房地産開發行業可説是過去十幾年來中國大規模新興産業中最為分散的，全國最大的房地産開發商所佔的市場份額也不過2%左右。這當然有利於行業競爭。相對於其他由國有大型企業壟斷的産業，中央政府只要控制住幾家行業龍頭就可使其調控政策見效的情形，在異常分散的房地産行業，卻不存在這一政策便利，何況，房地産行業涉及的公私利益更加廣泛和具體。
　　人們看到，在房地産市場宏觀調控成效越來越顯著的同時，一些開發商、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主體，正在走向了明斯基所説的“龐氏融資”：借新還舊。這給融資者帶來了快速積累的高額成本負擔。特別是，當難以再從銀行“借新”時，就被迫轉向高利貸，負擔就會成倍增加，直到難以為繼。無論如何，只要有在一部分經濟份額中充斥了“龐氏融資”時，金融的脆弱性就會轉化為經濟危情的助推器和導火索。對此，我們不能不高度警惕。
　　總之，對資産市場，特別是當前的中國房地産市場，政策調控正在發揮效應，現在特別需要避免的是，不能使經濟體的融資結構走向側重投機性的融資和龐氏融資。無論什麼時候，看重生産經營性現金流的對衝性（投資性）融資佔主體地位，都是穩健融資結構和確保經濟穩定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