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土資源部有官員就徵地制度改革接受記者專訪，就目前廣受關注的徵地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建議：除加大現行法律制度的執行力度外，還應當建立更為嚴格完善的刑事責任追究制度，即可以考慮按照侵犯財産罪來認定，追究相應刑事責任並要求賠償損失,從而形成更直接有效的法律威懾，以維護正常徵地秩序和被徵地農民權益。
　　為什麼需要刑事責任來追究違法徵地？在他看來，可能因違法的責任成本太低，而土地的牟利空間又很大，正是因為利潤和成本之間存在的巨大空間，從而激勵了不少地方政府和企業通過違法的手段來獲取土地。
　　雖然《刑法》第410條規定了“非法批准徵用、佔用土地罪”，但該罪的構成要件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且是土地管理機關和城市規劃部門中的工作人員——實施徇私舞弊，違反土地管理法規及有關的行政法規，濫用手中職權，對不符合徵用佔用土地、耕地條件的申請，予以批准的行為。這意味着現在絕大多數的違法徵地的主體並不構成此罪，因為很簡單，這些案件中的主體絕大部分都不是為了徇私舞弊，而是為了所謂的地方經濟發展，那麼他們的行為——無論手段多麼簡單和粗暴，都與此罪無關。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認為為了保護農民的相關權益，應該以侵犯財産罪來對非法徵地進行處罰，從而形成有效的威懾，方能保護相關權利人的利益。
　　不得不説，這個建議有一定的道理。在目前發生的很多違法徵地中，那些沒有合法手續的徵地往往是以發展地方經濟的名義，而這些活動之所以得以通過，並不是因為那些人為了“徇私舞弊”。但是，如果説這些非法徵地沒有“徇私舞弊”，倒也非常牽強，因為這些徵地活動之所以産生，往往是出於地方官員的政績——這種政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私”，只不過這種“私”往往是以為了公共利益的形式出現，具有更大的蒙蔽性。但是這種出於“政績”的私利，在效果上往往惡過一己牟利之私，因為前者的影響面比後者更廣。
　　但是，單純從技術上討論，那些非法徵地的主題是應當適用“非法批准、佔用土地罪”，還是“侵犯財産罪”，可能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這兩個罪名中，都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誰來負責偵查和起訴？
　　誰負責偵查？單純從技術角度而言，這並不困難。“非法批准、佔用土地罪”在《刑法》中是被歸入瀆職侵權罪的一種，這意味着檢察機關是偵查和起訴單位；而侵犯財産罪的偵查機關則是公安局。但是，檢察院和公安局真的能對非法徵地案進行偵查和起訴嗎？因為徵地的決定通常由一級政府所作出，作為政府組成部門的公安局能夠對其上級領導的行為作出調查，而且檢察院也能夠做出起訴？這實在太讓公安局和檢察院的領導為難了。
　　而且在很多時候，某些地方政府的通行做法是，為了徵地活動的順利進行，往往會成立一個臨時的辦事機構，公檢法各部門的負責人當然是這個辦事機構的成員之一，而且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成員。問題也就隨之而來，公安局還會以侵犯財産罪為名來調查這些非法徵地活動嗎？當然很難，因為一旦這麼決定，這意味着公安局也成了非法徵地罪的犯罪嫌疑人了。
　　由此可見，以侵犯財産罪來打擊非法徵地，儘管在技術上可行，但是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卻不具有操作性。因此意圖通過該罪來打擊非法徵地活動當然也就落空了。那麼，該如何遏制目前日益嚴峻的非法徵地活動呢？在我看來，打擊非法徵地可能不需要借助於《刑法》的威懾，只需要理順土地的價格機制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非法徵地？對於某些地方政府來説，之所以要通過以租代徵等方式來達到徵地目的，主要是為了逃避土地用地總體規劃，而不只是為了減少補償。對失地農民而言，其最大的願望可能是提高徵地補償價格。由於中央嚴格控制耕地數量，使得某些地方政府無法通過合法的途徑獲得用地指標，而只能以租代徵。農民對於低價徵地——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大都持反對態度，原因很簡單——補償價格不到位，心底裏都無法接受政府以2萬元一畝的價格從農民手裏徵收，但卻可以以2萬元一平方米賣給地産商。
　　因此，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最重要的並不是區分何為違法徵地還是非法徵地，關鍵是要提高補償價格。如果價格機制不改變，那麼即便合法徵地，也可能構成對農民的財産剝奪。正是從這個意義而言，保護農民基於土地的權益，可能需要在理順土地的價格機制上做文章，而不是拘泥於打擊非法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