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媒體最近報道的消息來看，對居民住宅徵收房産稅，似乎只是遲早的問題。
　　徵收的步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9月30日答記者問已經透露過，要試點先行。
　　在正式開展房産稅試點之前，我有兩個建議：
　　其一，應先修改《房産稅暫行條例》。哪怕是房産稅試點，也不能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核準就開徵。部門規章的法律效力要小於法規，這是法律常識。而《條例》的修改很簡單，不像為物業稅立法，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讀二讀三讀，只需將《條例》第五條第四款修改一下就可以頒佈實施。
　　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賣土地使用權在先，修改《憲法》在後，按法理，深圳的行為是違憲的。2010年8月，有關部門授權28個城市利用住房公積金貸款支持保障房建設試點，突破了《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規定，其行為也是違反法規的。
　　其二，要明確對住宅開徵的房産稅的用途。居民擁有的住房，已經預交了70年的土地使用權費，對這些住房再徵收房産稅，是用於範圍無窮大的“城市建設”，還是有其他特定用途，應該明確告訴公眾。假如房産稅非徵不可，我希望限定它只能專門用於保障房建設，但各地現有對保障房的投入不應因此而減少。這樣，保障房建設的資金有了長久保證，覆蓋面就會越來越廣。
　　另外，如果可能，在修改《條例》、對住宅開徵房産稅之前，最好能像修改《物業管理條例》那樣，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或者召開代表性充分的聽證會。畢竟這事關幾乎所有家庭。有些專家喜歡拿國外普遍徵收的類似稅種，來證明徵收房産稅的合理，其實，博學如專家，想必知道，即使都是持有環節的房産稅，中外區別還是很大的，不宜簡單照搬。
　　依法對住宅開徵房産稅之後，獲准進行房産稅試點的城市，建議立即取消“限購令”（指限制居民購買住房套數的行政措施）。我為什麼如此建議？也有兩個理由。
　　其一，徵收房産稅有多種功能（財政部、國稅總局答記者問稱：既有利於調節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也有利於健全地方稅體系，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及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引導個人合理住房消費），抑制住房投資投機是其中之一。這一功能與“限購令”的主旨重疊，所以，後者就沒必要繼續實行。
　　其二，現有“限購令”爭議較大，主要是法律層面。據我有限的法律知識，現有法律法規並無明文規定，不允許或者限制居民購買多少套房子，只要他的收入是合法的。
　　對私權力來説，“法無禁止即自由”，法律法規沒有明文禁止的事，公民就可以做（行使自己的權利）；對公權力來説，“法無授權即禁止”，法律法規沒有明文授權的事，公權力就不能做。從法理上考慮，“限購令”與這兩個法律原則都是相衝突的。
　　雖然各地&&“限購令”的初衷，是為了抑制投資投機行為，遏制房價上漲，我對此&&理解，但並不&&這種行政調控措施在法理上站得住腳。自2005年以來，房地産市場的調控手段越來越多樣化，但實踐表明，由於市場要素的複雜性，經濟手段有時反而不如行政手段有效，因此行政手段不時會被使出。
　　從房地産市場出發，但不限於房地産市場，行政調控不宜過多過濫，更不可因此而染上對行政調控的依賴性。就作為行政調控手段的“限購令”而言，對住宅徵收房産稅，正是它退出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