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等地的民間資本為何躁動?高利貸為何盛行?除了政策因素外,中國局部地區的産業資本金融化、經濟泡沫化傾向可能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某種程度上,溫州高利貸危機是溫州模式危機的折射。溫州是民營經濟做實業起家的前哨。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企業和民間靠加工貿易和産業鏈協作積累了大量的原始資本。然而,近些年,由於對外向型經濟的路徑依賴,溫州産業基礎變得十分薄弱,要素支撐不足,産業資本利潤率一直下降,但資本總是跟着利潤走,當虛擬資産領域産生預期利潤率大大超過、甚至成倍超過實體製造的利潤率時,就會導致大量資金游離於實體經濟之外,流向房地産行業等資産領域。不僅是溫州,産業資本泡沫化和産業空心化趨勢在中國其他區域也開始顯現。
值得關注的是,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於“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着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也似乎走到了盡頭。從目前看來,這三大紅利的衰減並未馬上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上,卻反映在近年來中國産業資本逐步流向資産領域和虛擬經濟上。
IMF亞太地區事務主管AnoopSingh13日&&,中國除了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外,經濟運行中最大的風險在於“資産泡沫加劇”,IMF的警示必須高度重視。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地區實體經濟面臨發展困境,但資本卻開始不安和躁動。從資本形成與流向的角度看,企業産出利潤率低,信貸資金使用成本低,為了保持中國30年來的高利潤、高效益,産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都不甘寂寞,不斷的“以錢生錢”被認為是維持資本高利潤循環的最佳方式,於是,不斷飆升的房地産價格、瘋狂的高利貸……所有的經濟金融亂象併發而生。所以,我們不能只關注溫州高利貸本身,更應該開始反思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中國經濟低成本發展模式已到了轉型的十字路口,未來中國實體經濟將如何發展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放眼國外,日本“二十年增長型衰退”背後都有經濟泡沫化和經濟空心化的蹤影。“廣場協定”之後,日本在西方貿易壁壘和匯率升值的嚴厲壓制下,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無論是內銷還是出口,製造業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企業落入了所謂的“三明治陷阱(生産成本和銷售價格兩頭受擠壓)”。與此同時,“廣場協定”後的3年內,日元升值50%以上,資本在高利潤的驅使下,大舉投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急速催大房地産經濟泡沫,直至導致經濟失控。
再來看次貸泡沫破滅後仍在痛苦掙扎的美國經濟。可以説,美國經濟最突出的表現是經濟的過度金融化,金融、房地産服務業創造的産值佔美國GDP的比例,由20世紀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而相比之下,美國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在下降,1950年為61.78%,到2007年為33.99%,下降了27.79個百分點,其中同期的製造業由27%下降為11.7%,下降了15.3%,産業空心化導致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越來越失衡,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
美國、日本的例子可謂殷鑒不遠,中國的確到了轉型的“危機時刻”。中國未來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動力到底來自於何方?毋庸置疑,中國的立國之本一定來自於真實財富的創造和實體經濟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