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件事廣受關注：其一，廣東東莞政府部門集體辦理“月月捐”——綁定一張銀行卡，每月固定扣10元以上“捐款”。當地一名幹部稱，10元標準，並不過分。其二，瀋陽、濟南、西安等地群眾向媒體反映，他們正在讀小學的孩子被學校要求加入紅十字會，並要繳納5元會費。
　　針對批評質疑，東莞市民政局&&，“月月捐”可以隨時參加隨時退出；幾個地方的紅十字會也強調，中小學生入不入會，完全自願。然而，在政府部門、學校這種對個人表現頗有壓力的場合，即使內心對這種方式並不認同，又有多少人會因為幾塊錢的“小事”公然退出類似的“集體活動”？
　　小事其實不小。“郭美美事件”之後，我國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公眾的慈善熱情，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慈善的關注程度則有了極大提升。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前一些司空見慣的“慈善模式”正在被重新打量，比如對動用權力募捐的反思，比如對善款去向的關切。正如日前民政部有關負責人所説，一系列輿論風波引發的思考，讓政府部門、慈善機構和社會公眾對慈善事業的本質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對現代社會中如何開展讓人民滿意的慈善有了相當程度的反思，這對於提高慈善組織規範程度、運作水平是一個促進。
　　近段時期以來，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等慈善機構推出一系列舉措，推進善款使用的公開、透明，力圖重塑慈善公信力。然而，改革不會一蹴而就，公眾善心重聚需要一個過程。在我國慈善運作“起步晚、底子薄、基礎弱”的背景下，如何還原慈善的自願本質，如何防止“慈善初衷”被隨意篡改，如何提升社會整體的慈善質量，種種問題，都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學校，可以號召、鼓勵、引導慈善，但是不能將慈善作為一種“義務”去推廣。硬性攤派不是慈善，運用權力手段蒐集慈善資源必然會破壞慈善生態。把慈善這一社會性的分配機制變成行政攤派、權力統籌，容易讓人産生逆反心理，無形中銷蝕慈善組織的公信力。至於那些假借慈善之名去圈錢圈地、牟取私利的行為，就更是與慈善全然無關，體現的只是權力的濫用。
　　正如有專家所分析的，目前我國的慈善事業存在着“三低三高”的局面。“三低”是：整體起點低，慈善組織數量低，捐款數量低。“三高”則是：需求極高，熱情極高，開放度極高，而且因為有網絡支持，現在已和世界連成了一片。在這樣的背景下，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使慈善真正植根於社會、依託於普羅大眾，離不開慈善環境的培育、慈善文化的涵養、慈善制度的健全。在這方面，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部門如何“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既是對執政智慧的考驗，也是對依法行政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