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中國房地産指數系統發布《8月全國百城價格指數》，百城均價與7月基本持平，56個城市環比上漲，44個城市環比下跌。全部披露完中報的173家上市房企，營業收入及凈利潤兩項指標均同比上升的僅71家；與此同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4個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銷比始終處於歷史高位。種種數據説明，房地産市場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
房地産價格松動，為久盼房價下挫者帶來一絲安慰。任何持久的安慰，必須建立在市場的理念，與公平透明高效的政策上。
歡慶為時尚早，房價下跌的原因需要深層思考。中國房地産調控每兩三年就進行一次，如此頻繁的調控卻未尋找到市場與公平之鑰，頻繁改弦更張，卻未能使中國地方政府擺脫土地財政依賴症，未能讓平衡的貨幣政策成為房地産市場的壓艙石。如果此次調控收效被視為限購政策的成就，沿着行政手段飛奔，限購是飲鴆止渴的行為，將使中國房地産市場重回福利分配佔據大頭的老路。
房地産市場的改革與土地財政、稅費結構的改革結合在一起，才能擺脫各政府層級財政對峙的頑疾。現在隔幾年房地産大起大落的周期如瘟疫般捲土重來，短周期的背後是激烈的利益博弈，是土地財政在中國財政體系內的畸形發展。
據媒體9月7日報道，重慶醞釀調整房産稅改革方案，可能擴大徵收範圍。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近日&&，重慶不是為了殺高房價而&&房産稅，重慶發布房産稅改革試點政策將促使財稅體制更加完善、房地産市場更加健全。推出房産稅的目標只能有一個，即實行土地財政與房産稅雙軌制，逐步把地方政府從土地收益中剝離出來，使政府在法定稅收原則下依靠稅收維持生計，而不是成為“大地主”，獲得大宗資本溢價與民爭利，在愈演愈烈的瘋狂掠地戰中坐困火山口。
目前，被“閹割”的房産稅影響有限。
重慶自今年1月28日開徵房産稅，估算徵收的稅額可能在1億~2億；上海市國家稅務局、上海市地方稅務局有關負責人年中在網絡上與網友互動時透露，上海市房産稅試點總體平穩，認定應徵房産稅的住房約7000多套。
實質上，重慶房産稅的本質是“豪宅稅”，房産稅變相成為豪宅懲罰稅。徵收門檻高稅率低：獨棟商品住宅和高檔住房建築面積交易單價在上兩年主城九區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築面積均價3倍以下的住房，稅率為0.5%；3倍
（含3倍）至4倍的，稅率為1%；4倍（含4倍）以上的稅率為1.2%。在重慶市同時無戶籍、無企業、無工作的個人新購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稅率為0.5%。以主城區均價7000元計，達到每平方米21000元以下者徵0.5%的稅收。
修改後的房産稅改革
“擴圍”的一個可能是把高檔住房範圍擴大，比如將高檔住房界定為建築面積交易單價達到主城九區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築面積均價1.5倍（含1.5倍）以上的住房，未列入徵稅範圍的個人高檔住房、多套普通住房，將適時納入徵稅範圍。其實質是擴大高檔住宅的外延，同時涵蓋多套普通房的投資者，徵收範圍更廣，加重對投資者的打擊。
上海的房産稅實質是“新房稅”，採取既往不咎的原則，意圖抑制新進入房地産市場的投資者，不可能以增加持有成本的方式趕出存量房投資者，效果不溫不火在情理之中。
房地産調控多管齊下，限地根、限銀根、取消稅費優惠，如今又大規模推出限購舉措，難以對各項政策的具體效果進行量化分析。從筆者了解的情況看，在投資價格居主要地位的房地産一線城市，在限購令&&之後，房地産才進入恐慌期。正因為如此，有關部門食髓知味，試圖擴大限購範圍，將房價上漲過快的二、三線城市全部納入限購範圍。
限購使人力資源、勞動力資源畫地為牢，延緩了中國市場經濟所亟需的稅收改革進程，在調控房地的同時，地方土地財政未受觸動就是例證。更嚴重的是，形成全國大一統市場的基礎條件資金、人力的自由流動被限制、戶籍溢價上升，這是市場經濟的絆腳石。當我們以軟弱的房産稅對抗投資者，以嚴厲的行政舉措對抗流動的資金，是在以毒攻毒，毒性並不比高房價更小。
黃奇帆先生對房産稅的論述，顯示一些官員非常清楚房産稅的意義與價值所在，逐步以房産稅取代限購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