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部門要徵“月餅稅”，這引起了人們的爭議。
　　實際上，“月餅稅”該不該徵，發放月餅的福利該不該有，都是爭論不出頭尾的問題。應該問的是，為什麼在有的管理部門惰于作為，“調查靠媒體，處理靠通報”，留下大片履責空白的時候，稅務部門卻一枝獨秀，不僅“勤于作為”，而且“勇于作為”，把敏感的“胡須”伸進每一個可以收稅的細小角落?為什麼在工資增長幅度落後于稅收增長幅度的情況下，“發月餅”的單位卻熱衷于發放實物“福利”?
　　前幾個月，瀋陽的菜店裏出現了問題豆芽，開會處理的時候，這個部門説這事不歸我管，那個部門稱這事我管不了。前些年，北京市對自行車徵稅，每到年底年初的徵稅季節，但見大街小巷、粗窄胡同布滿徵稅的攤點，為的是向每輛自行車徵收幾元錢的稅。在這裏，有關部門的懶得作為和勤奮有為，二者表面看大相徑庭，實際所遵循的乃是同一個邏輯。在權力本應履責、有益于公眾的地方，它們經常消失得無影無蹤，地溝油、問題奶粉、有色饅頭……近些年震動全國的大案要案，哪一個是職能部門在履責過程中發現並曝光的呢?
　　但是，用申辯“發月餅”的不同性質，來反對稅務部門對“福利月餅”收稅的理由，實際上是用錯了“盾牌”。從“月餅稅”中，人們看到的是有關部門在逐利時無孔不入的性狀。
　　向“福利月餅”徵稅的非正當性，並不能證明“月餅福利”本身的正當性。塊把月餅並不能代表什麼福利，但現實中，“月餅福利”的有無，並不以發月餅部門的真正福利的好壞為條件。發月餅的“動力”，正在于福利由錢幣到實物的轉換上。也正是由于存在這種轉換，生産月餅的廠商才膽敢生産天價月餅而不愁賣不出去，採購月餅的人也才寧願在購進“福利月餅”時“就高不就低”。這時候，決定福利以什麼形式發放的權力，在沒有監督或者監督松懈的時候，是必然要“上下其手”從而推高月餅價格的。
　　同樣道理，“月餅福利”的非正當性，也不能證明向“福利月餅”徵稅的正當性。把福利待遇規范化，給公民的經濟活動及其利益留有適當的自由空間，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稅務部門把觸角伸進任何一個微小毛孔的後果，就是所有生利的地方都被迫用非正當和“非法”的辦法來規避非正當的徵稅。像這樣以非正當行為制止、抵制非正當行為，還各自都以為自己行為是正當的，這才是向“福利月餅”徵稅真正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