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節將至，“月餅稅”再次被媒體拉上議程。該稅被持續關注，是因為法律和情理髮生了衝突，工薪階層在感情上難以接受。此外，不久前，在南京，領導的一個電話，當地稅務局就打算對婚前財産徵收“加名稅”。或許，在國家的財政收入大盤中，加名稅、月餅稅等“小稅”，只不過九牛一毛而已，但從這些名目繁多的稅種中，我看到的是，我們要防止一步步走向“徵稅陷阱”。
　　中國古代王朝的重復更迭，與傳統稅收體制緊密關聯。在開國之初，統治集團都短小精悍，稅收效率高，稅種簡單而輕便。但隨着宮廷、驛道、軍費的增加，享受特權的人也越來越多，納稅人口越來越少，於是，政府開始以各種名義加老百姓的稅。在封建社會，官僚不是世襲的，不能獲得永久性的稅收剩餘索取權，竭澤而漁的行為就是其唯一的策略。這就是一個稅收的“公地悲劇”。
　　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歐洲。從中世紀開始，國王的一切花費都出自他個人領地，對於領地之外的土地和農民，國王沒有權力直接徵稅。在特殊情況下，比如戰爭爆發，國王加徵非常稅必須與納稅人協商，這便是中世紀歐洲的稅權協商制。由於沒有中國皇帝那樣無節制的“徵稅權”，國王只能通過“借債”來度過危機。
　　梁啟超在他的著作《中國國債史》中，開篇即言：中國自古無國債。帝國統治者高高在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竭澤而漁的徵稅，使商業資本主義一次次被扼殺在搖籃中。
　　當西方發達國家仍在拼命借債的時候，我們卻在稅收的“公地”中竭澤。八年間，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了近5倍，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只增長1.2倍。稅收理論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適度。經濟學上的拉弗曲線早就證明，高稅收會導致人們失去生産性努力。
　　在我國，徵什麼稅，該怎麼徵，幾乎都是由行政機關説了算，正因為這種隨意性，才會導致“領導電話通知徵稅”的荒唐現象。徵稅權與公民賴以生存的財産權緊密相關，稅收必須由國家權力機關或議會立法開徵。因此，無論在法理，還是從現實需要出發，全國人大都應廢止稅收授權立法，回收徵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