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中國4月—7月連續增持總額236億美元的美債，註定是一筆失敗的交易——自8月5日標普調降美國主權信用後，美元相對人民幣已貶值近1%。而這與中國所持有總額近1.2萬億美元的美債，可能遭遇美國QE3將要形成的更慘重損失而言，顯然是小巫見大巫。
　　美國似乎在重復20年前的故事，試圖通過美元對主要債權國貨幣的急速貶值，以達到自我挽救的目的。1985年，美國壓迫當時最大債權國日本簽定“廣場協議”，並於此後10年，美元對日元貶值300%，大幅稀釋自身債務。在將日本經濟拖入“經濟黃昏”的同時，美國經濟實現了再次騰飛。
　　這一幕今天在重演。在中國高速增持美債的最近10年，美元便加速了對人民幣的貶值。從2005年7月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算起，6年內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已逾20%。這樣的貶值速度或許並不可怕，但是在持續惡化的美債危機面前，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2年美元對人民幣將會有更大幅度的貶值，貶值幅度極可能超過30%，以期加大美債的稀釋力度，再度完成美國經濟的自我救贖。
　　一邊是美元貶值，一邊是美債加大發行。實際上，自1973年與黃金挂鉤的布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債在絕大多數年份均呈增長態勢。美債的持續增加，與美元實行浮動匯率制後，美國的“超級金融公司”邏輯密切相關——通過持續發行美債，獲取持續資金注入，然後再轉投海外。如此，只要其海外投資回報率高於美債利息，即可獲利。而這之於美國很容易辦到，只要增加美元發鈔，不僅可以通過美元貶值稀釋債務，更可通過他國貨幣的相對升值，推高其在海外投資的回報率。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貿易順差獲取美元儲備的他國，為了確保一定程度的保值，不得不再去購買美債。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看似完美的循環獲利模式，顯然不可能持續。一方面在掠奪式的“美元霸權”面前，歐盟1999年發行歐元並於2002年正式流通，直接挑戰並相對消弱了美元的全球壟斷地位。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在經歷發展初期的資本極度稀缺之後，對資本的饑渴程度明顯減少，當前部分新興國家的國際收支賬戶甚至已呈現出資本凈流出狀態。
　　企圖再次通過美元貶值挽救美債，在全球貨幣新格局和全球流動性過剩的當下，顯然已難以為繼。更何況，當前美債總額已逾13萬億美元，佔GDP比已近100%，債務利息已佔其年財政收入的14%左右。
　　當然，如此糟糕的財務狀況，與300年前的英國相比並不嚴重。其時，英國為擴張軍力大肆舉債，債務利息一度佔其年財政收入的50%。而且，在嚴重失衡的債務面前，當時的英國成功化解了債務危機，其全球霸主地位更於此階段初步確立。
　　但是，當下美國並非當年英國，伯南克更非牛頓。的確，1699年擔任英國鑄幣局局長的牛頓，主導了聞名金融史的英國貨幣改革——即用黃金結算逐漸取代之前的白銀結算，再通過白銀相對黃金的大幅貶值，稀釋英國之前鉅額的白銀債務。牛頓開啟的英國貨幣改革，通過其後70年的延續，成功地讓白銀大幅貶值近5倍，並用黃金完全取代白銀成為結算貨幣，使英國成功化解了當年的債務危機。
　　但牛頓通過貨幣變相貶值化解債務危機之舉，伯南克顯然難以複製。姑且不論300年前金屬貨幣的變相貶值，與今日美元作為信用貨幣貶值的相異性。就當下美國實體經濟而言，與300年前的英國相比，亦具有不可比性。首先，其時通過《權利法案》的英國，逐漸萌發的自由經濟在當時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現代經濟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亦於1776年出版；其次，在實體經濟層面，英國於1765年開啟了以珍妮紡紗機為標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並於20年後率領英國進入嶄新的“蒸汽時代”。
　　而對於當下之美國，上述要素顯然均不具備。在全球主要經濟體“市場經濟”體制普適30多年後，美國的制度優勢已不明顯。而在全球一體化的當下，實體經濟虛弱的美國，很難用貿易順差來平衡自身的鉅額債務。
　　美元貶值不能挽救美債危機。非但如此，美元的持續貶值，只會加速美元信用的破産，從而加大美債再發行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