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含量較低、缺乏世界級品牌、主要靠低成本進入國際産業鏈低端的傳統“中國製造”正逐步喪失原有優勢，面臨着轉型升級的壓力。與此同時，伴隨全球經濟復蘇，美國提出再工業化和製造業重新崛起，南美、東歐區域“近客戶製造”轉移趨勢顯著，製造業領域的技術、市場競爭將不斷加劇。如果不盡快轉變發展模式、調整結構，“中國製造”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會進一步拉大。
　　戰略性新興産業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抓手，也是引領“中國製造”升級的重要着力點。戰略性新興産業與“中國製造”間的關係，可以理解為新興産業與傳統産業的變動和融合過程。新舊産業的演進從根本上説，是生産要素的轉移和重新組合，新産業的創立不僅要利用新要素，還要吸收舊産業原有的生産要素，使其特質發生變化，適應新産業的需要。在此過程中，部分生産要素，比如資金、資源等可以直接轉移，而另外一些生産要素，比如勞動力、技術、土地建築等則需要進行某些質變。在一般市場條件下，這種轉變主要靠個人或企業的努力。當轉換成本高的時候，公共部門將發揮作用進行推動。
　　需要強調的是，傳統産業與新興産業之間沒有天然的鴻溝，高新技術的發展和推廣並不意味着對傳統産業的完全替代，而是對傳統産業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其成長性和競爭力。從現代産業體系的發展歷程來看，一方面，傳統産業和新興産業的融合趨勢日益強化，兩者之間出現大量的業務交叉、戰略聯盟和並購重組，使雙方邊界逐漸模糊甚至消失；另一方面，新興産業也在不斷倒逼和引導傳統産業的轉移和提升：當兩者在資源、勞動力、資金等要素上的矛盾日益尖銳時，傳統産業的要素供給和市場需求就會發生變化，出現倒逼傳統産業轉移的趨勢，當新興産業需要依賴傳統産業的基礎進行發展時，通過技術外溢促使傳統産業生産效率和技術能力逐步提升，出現引導型的傳統産業轉移趨勢。
　　在我國現階段，判斷戰略性新興産業引領“中國製造”轉型升級的路徑是否可行，需要對兩者在特定階段的兼容性進行探討。從産業發展周期來看，戰略性新興産業處於萌芽期，是培育發展的高峰；傳統“中國製造”處於成長期的中後期，是産業轉型的高峰。我國既要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搶佔未來經濟制高點，又要迅速實現“中國製造”轉型突破，呈現出新興與傳統産業高峰同步的格局，是實現經濟體系健康、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
　　戰略性新興産業和“中國製造”的衝突主要表現在資源的佔用上，但這一衝突也隱含着兩者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如果“中國製造”繼續對資源、能源過度消耗，對環境嚴重污染以及擠佔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將會擠佔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資源、惡化産業發展環境。反之，如果將資源過度集中於戰略性新興産業，傳統“中國製造”的凋敝會帶來嚴重後果，而且戰略性新興産業也失去了傳統産業所形成的技術積累、製造能力、産業組織等基礎的支撐。
　　戰略性新興産業和“中國製造”的耦合，主要表現在要素流動、結構銜接和布局交叉上。
　　要素流動包括産品、技術和資本三個方面：産品方面戰略性新興産業和傳統製造業的産品替代與互補並存；技術方面戰略性新興産業中的高新技術向傳統製造産業擴散、滲透；資本方面傳統製造為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培育投入進行積累，還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
　　産業結構的銜接包括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橫向銜接指戰略性新興産業對傳統製造産業鏈的延伸，縱向銜接指新興産業與傳統製造在發展的時間順序上先後承接，並促進其優化升級。
　　布局交叉是指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産業會在傳統製造業領域集聚人才、資本，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發展，另一方面隨着要素稟賦的動態調整，戰略性新興産業與傳統製造的區域布局會出現相互轉移。
　　戰略性新興産業引領“中國製造”轉型升級的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跨越式的産業新生。即為迅速改變長期在低端徘徊的局面，從某些戰略性新興産業技術環節上選擇技術跨越，直接發展具有自身知識産權的高端産品。積極投入研發和引資發展是“中國製造”實施産業新生的可行途徑。製造企業可以利用現有的市場優勢，堅持在研發領域加大投資，掌握核心技術，在國內外市場需求強勁時完成産業升級。引資來源不單指國外，也包括本區域之外的其他國內地區。
　　二是信息化、低碳化的産業延伸。應用相關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産品對“中國製造”進行信息化、低碳化改造，既可以基於産業鏈推動“中國製造”向前、後附加值高的兩端延伸，向新興領域的旁側派生，又能夠為電子信息、節能環保産業的迅速發展提供強大的需求驅動。
　　三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産業融合。戰略性新興産業與“中國製造”的産業融合表現為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最終融為一體，形成新産業的動態發展過程。産業融合一般經過技術融合、産品與業務融合、市場融合三個階段。在産業融合的過程中，應根據我國不同經濟區的發展特點，建立戰略性新興産業與傳統製造業集聚的産業群落，並在其中形成價值鏈各環節的互動效應，以謀求整體增值效應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