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很多地方都在大膽嘗試鄉村一體化。但也出了不少問題，比如“被上樓”現象就是其中之一。現在，越來越多的基層幹部開始認識到，鄉村一體化絕不是個簡單的形式與過程，而要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筆者在黑龍江某地區農村調研時，對此也有了新的認識。
　　鄉村一體化的目的，應該是提高生産效率，提高土地産出，從而達到提升農業生産價值的目標。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對農業生産的認識還停留在“增加農業産量”的層面上，稍好一些可以着眼於“農業産值”，從而忽視了“農業價值”這樣一個綜合性理念。“價值”與“産值”雖然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從更深層面看，兩者存在差別。
　　“産值”是個市場概念，是個通過市場反映的變量，然而，由於我國現有的農業生産力水平，能拿到市場上交易的恐怕就只有農作物和初級加工産品了，所謂“農業産值”與“農業産量”的區別就只剩下市場價格了，其實還只是收購價或批發價，至於最終的市場價格與農業産值就沒多大關係了。而“價值”雖然也是個需要市場來反映的變量，但在缺少反應機制的情況下卻很難體現，這也正是“價值”理念難以操作起來的原因。然而，不能因為不易操作就忽視價值的客觀存在，更不可因此便忽視了價值邏輯的現實意義。
　　從價值邏輯的角度看，提高農業生産效率是提高農業價值的重要途徑，其意義絕非農業産值所能比擬。如果能從這樣的高度來看待鄉村一體化，那我們就會發現這項工作的內涵遠非“把農民集中在鄉鎮”那樣簡單。
　　既然要提高農業生産效率，那麼，一體化之後的生産方式轉變就成為整個過程的關鍵。而這個轉變的核心，就是農業産業化（絕非降低生産成本，而是提升農業價值）。現在已經逐步開展鄉村一體化的地區，生産方式的轉變並非質變，只是簡單地把分散的土地承包權集中化，形成更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産。這確實是進步，但還遠沒有達到農業産業化的基本要求。
　　基層幹部並不是沒有更深刻轉變生産方式的想法，只是受到的制約太多。最根本的，土地使用權的獨立化就是個相當大的問題。我國土地法規定，土地屬於國家和集體所有，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就是承包權，嚴格地説，這是不許轉讓的。由於經濟發展變化的客觀要求，很多地方實際上已默許了這種轉讓，但基本條件是：不得更改農業生産的基本特徵。由於這些限制和條件，農村土地參與産業化的價值就無法全部釋放。
　　根據發達國家農業産業化經驗，土地證券化是幾乎不可跨越的環節。這次調研期間，一些基層幹部也樸素地表達出這種訴求，他們非常明白，不把更大範疇的土地權利交給農民，所謂生産方式的深刻轉變就無從談起。實際上，即便在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安排下，依然可以將土地更深層面上的權利轉讓給農民，這就是土地使用權。它與土地承包權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包含對土地的處置權，只有讓農民擁有土地的處置權，農民才有可能以手中的土地置換農業企業的股權，即土地使用權證券化。也只有土地使用權證券化了，農民的生産方式才能發生根本轉變，才有願望轉向鄉鎮，尋求新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終達到鄉村一體化的目標。
　　説到生活方式，這也是當前鄉村一體化面臨的另一個瓶頸。調研中，很多農民反映出不願意搬到城鎮生活的情緒，除了生活成本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原有的生活狀態被徹底改變了。實事求是地講，生活方式的轉變可能比居住形式的改變困難得多。過去我們常犯的錯誤在於，總是以我們對生活狀態的理解來衡量他人，卻忽視了他人對生活的自我感悟。高樓大廈固然有其迷人魅力，但小橋流水難道就不是生活的真諦嗎？
　　由於對生活方式的理解不同，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大力推進鄉村一體化的進程中，常有費力不討好之感。一方面，地方政府想了好多好辦法激勵農民“進城”，比如用土地置換來降低農民在城鎮的“安居工程”的成本，以最大限度降低這些專門為農民進城準備的住房價格，之後又在農民新區周邊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強化新區房地産價值預期，並制定嚴格的規章制度嚴禁非法買賣等等。可到頭來，還是有很多農民不願進城。其直接後果就是，土地置換遇到困難，村一級的宅基地很可能無法完整復耕，造成耕地布局的零散化，從而失去了規模化生産的可能性，也就無法達到當初鄉村一體化的初級目標。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鄉村一體化的制度基礎仍有待完善，土地使用權法制化，並用使用權置換現在的承包權至關重要。其次，生活方式的轉變急不得，這只能是一個過程，而不應該是一項任務，不可設定急功近利的時間表，而應循循善誘，逐步轉變。鄉村一體化固然對農業價值提升有意義，但得不到農民認可的情況下，再有意義的戰略都不可能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