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底，重慶房産稅稅收收入70余萬元，上海房産稅入庫稅款為百萬元，被媒體質疑為“3個月房産稅款不及1套房”。對此，住建部官員秦虹&&房産稅收得越少説明房産稅試點越成功，稱房産稅對房價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減少過度需求而間接發生作用。
　　秦虹的言下之意是，哪怕日後房産稅收入為零，只要它對房産市場投資投機性需求産生了抑製作用，就説明房産稅試點是成功的，房産稅在實現其功能上就已經達到了理想的效果。這恐怕與人們對房産稅的期待和房産稅本身具備的功能存在很大的差距，難以讓人接受。
　　人們對房産稅的期待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調節貧富差距，作為一個具有財産稅性質的稅種，增加我國直接稅在稅收總量中所佔的比重，達到“削貧富差距之峰”的效果；二是組織財政收入，為地方政府提供相對穩定與豐厚的稅源，逐漸消除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減緩地方政府財力與事權不相匹配的壓力；三是抑制房價上漲，通過在房産保有環節徵稅，增加房産持有成本，減少和防止投資投機性購房，增加房産市場的有效供給，減緩房産市場供需矛盾。
　　應該説，人們對房産稅的上述期待，也正是房産稅本身所應當具備的三個功能。房産稅試點工作理應為其功能的充分發揮作必要的探索與嘗試，為其在更大範圍內推廣積累成功的經驗，而不能局限於某一項功能的發揮，並由此而過早、過於草率地得出其“試點成功”的結論。這樣會使人們對房産稅的期望貶值甚至落空，更不利於房産稅各項功能的充分發揮。
　　因此，筆者認為“房産稅收得越少説明房産稅試點越成功”的看法存在片面性，只看到了房産稅間接抑制房價過快上漲這個功能，而忽視了其調節貧富差距、組織財政收入這兩大功能。更何況，抑制房價上漲只是房産稅在實現調節貧富差距、組織財政收入功能的同時派生出來的一個次要功能，從試點單位情況來看，它是在與限購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才對投資投機性購房産生一定“擠出效應”的，對房價升降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土地價格這一主要因素，在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尚未消除的情況下，房價是不可能出現大幅度下降趨勢的。
　　很顯然，房産稅徵收越少，其調節貧富差距、組織財政收入這兩個主要功能就越發揮不夠。如果只看到房産稅的次要功能有所發揮，或者是由於限購政策才真正發揮了對投資投機性購房産生“擠出效應”的作用，而房産稅在這方面的作用只不過是由此産生的一種“幻覺”，就輕言房産稅“試點成功”，勢必使房産稅淪為一張嚇唬房價的“畫虎”。如此倒置，開徵房産稅的意義究竟又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