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各級領導幹部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是組織者，而且是推動者。因此，筆者以為，政績考核方式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影響重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在轉變以經濟增長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
　　這些年來的實踐證明，以經濟增長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極為不利。由於各級領導幹部實行任期制，在有限的任期內實施政績考核，勢必會促使領導幹部關注經濟增長，而忽視結構調整，因為經濟增長立竿見影，屬於戰術性短期目標，而結構調整不能操之過急，屬於戰略性長期目標。
　　具體來説，追求經濟增長的政績考核，造成的後果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重投資，輕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我國一直是投資和出口占主導，消費則不足。據權威理論網站——求是理論網的數據顯示，自2001年至2009年，我國投資率由36.5%上升至47.5%，消費率則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費率由45.3%下降到35.6%。2010年，投資佔GDP的比率進一步上升至49%，而世界平均投資率為22.7%，由此看來，我國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矛盾依然突出。由於第二産業是投資的主要承載行業，故我國第二産業對GDP的貢獻率較高，達47%，生産結構偏向工業，不利於産業結構的轉型優化升級。
　　其次，重投入，輕成本。經濟增長的考核並未包含為了求得這樣的增長所付出的成本。比如，雖然這些年竭力提倡綠色GDP，可因為考核始終缺乏可操作性，許多官員還是秉持“唯GDP增長論”，甚至將GDP的高速增長作為衡量工作的唯一標準。為了追求政績，追求數字增長，不惜上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即“三高”項目；甚至為了地區利益，各自為政，地方封鎖，行政分割市場，致使部分地區産業結構雷同，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惡化勢頭非但未能制止而且還在蔓延。
　　再者，重增長，輕科技。根據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除了受資本、勞動力等傳統因素影響外，還受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等因素影響，後者引起的經濟增長可稱為全要素生産率。如果增長主要依靠前者即資本勞動力，那説明該增長是粗放型增長，如果增長依靠後者，則説明是集約型增長。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戴維羅默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就認為，知識和科技研發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據測算，從1978年到201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9%，而增長主要靠資本、廉價勞動力推動，全要素生産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三分之一，遠低於同期發達國家70%的水平。
　　另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點之一在於改變投資推動型經濟增長，建立起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而現有考核體系下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型增長對消費又尤為不利。政府支出增加勢必對私人投資和消費産生擠出效應，影響消費的增長。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有限，佔大頭的投資肯定會擠壓其他方面的開支，造成公共服務支出不足。在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用於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的支出，不到全國財政支出的30%，而歐美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為平均在6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不得不為自己建保障，其消費因此會受到影響，而且由於目前投資渠道單一，大部分人以銀行存款的形式為自己建立保障。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由於通脹形成物價持續上漲，稅基不變使得居民財富以稅收增加形式向政府發生轉移；另一方面又因為存款實際負利率，財富從居民向銀行和貸款者轉移。我國過去10年的平均真實利率水平為1.33%，家庭財富的轉移實際上為製造業和投資提供了補貼。兩種財富轉移都限制了居民消費。
　　房地産過熱，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也起了很大作用。地方投資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僅靠財政支持自然無以為繼，於是，土地財政作為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資金提供了重要來源。從房地産行業來講，房地産作為支柱産業，在帶動地方投資、拉動地方經濟增長和提供稅收的同時，也擠出了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費，不利於其他行業的轉型升級和健康發展。
　　也許有的人會説，政府不投資就無法促進就業和拉動經濟增長，中國要創造足夠高的經濟增長率來為勞動大軍提高就業機會，但實際上，在過去10年的經歷證明，國內生産總值每增長10%，就業率僅提高1%，投資推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並不利於創造就業機會。
　　總之，既然結構調整包括投資消費結構調整、産業結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等一系列內容，相應的，政績考核體系也得包含上述內容，不能再單打一，僅以GDP論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