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業、作家代表向百度討説法的時候，音樂唱片界也行動起來了。日前，“華語音樂作者維權聯盟”在微博上發表了致百度公開信，信中稱已經選出谷建芬、高曉松等5名談判代表，並稱談判目標為“下線、道歉、賠償、共謀發展”。在這封公開信中還附上了張亞東、崔健、方文山、袁惟仁、黃小茂、沈黎暉等百位知名音樂人的名單以示支持。據悉，雙方談判將於近期舉行。
　　此前，遍佈國內大中城市卡拉OK歌廳使用KTV歌曲應否向音樂版權人支付費用，一直是業界關注的焦點。自2004年以來在國內掀起的“音樂版權維權風暴”，早已引起業界人士的高度關注，表明音樂知識産權維權意識逐漸覺醒。音樂版權維權風暴，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時至今日，音樂版權問題依然是困擾網絡音樂發展的最主要的問題。無論是在互聯網還是在手機終端，網絡音樂盜版的肆無忌憚，使得從業者無法建立清晰的盈利模式。
　　在高曉松、張亞東和小柯等人起草的《致音樂界同仁書》中稱，“直到今天，互聯網盜版音樂佔據了幾乎100%的市場，我們失去了依靠音樂版權收入再生産音樂的最後陣地。行業凋敝，人才流失，夢想破滅，尊嚴全無。”因此，《致音樂界同仁書》呼籲所有音樂權利人行動起來，通過有關法律機構和公證機構收集盜版網站的犯罪證據，採用報案、行政訴訟和法律訴訟等手段，嚴懲盜版者。
　　長期以來，由於盜版的猖獗，使得一些應該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往往被一些習慣做法所忽視了。對此，《致音樂界同仁書》執筆人、國家音樂創意産業基地總裁許曉峰就説，中國的原創音樂人為什麼沒有像世界其他國家的音樂人一樣迎來數字音樂的春天，反而生存得更加艱難，權益無法保護，因為他們面臨一個更為強大、更為肆無忌憚的敵人，那就是無處不在的盜版網站。而這些盜版網站賴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百度的深度鏈結。
　　許曉峰有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如果一個小偷偷了你近10年的東西，現在突然説，我以後不偷行了吧？百度就是這樣。現在百度必須先將盜版全部下線，再談賠償，才有可能進一步談判。”
　　著作權保護這個“舶來品”進入國人的生活僅有20年的歷史，只有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國內著作權保護才得以立法，這與已經有300年著作權保護歷史的歐美國家相比仍有相當長的距離。記得早在1996年，北京就有一家由美國美中文化協會和一家飯店共同建立的主題音樂餐廳——野牛鄉村俱樂部，開始與音樂版權所有人簽訂合同交納餐廳內演奏美國鄉村音樂所需的著作權費用。據稱這是中國自建立著作權保護制度以來簽署的第一份娛樂業版權使用合同。儘管這位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有着推行美國知識産權觀念的背景，但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時至今日，由於觀念和意識的落後，一些靠盜版牟取暴利的商家仍然我行我素，而消費者則心安理得地購買、使用盜版。
　　儘管新修訂的著作權法早已開始正式施行，但由於歷史原因，國人的著作權保護意識仍十分淡薄，侵權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音樂版權保護面臨很多尷尬，如歌舞廳播放卡拉OK、經營營業場所播放背景音樂，尤其從網上下載使用音樂作品不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的現象更是見多不怪。在此濁流之下，無論是音樂作品，還是電影電視、圖書和電腦軟體，只要是走紅市場，非法的“克隆”複製品就會如影隨形。雖説，互聯網為音樂的傳播提供了最高效的渠道，但互聯網盜版音樂佔據市場卻讓眾多音樂人失去了通過傳統的音樂版權獲取收入的機會，從而遏制了音樂家的創新動力。
　　不少音樂大家可能窮其一生，也只有一兩首傳世之作。比如趙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和王洛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因此，為了互聯網數字音樂的長期發展，互聯網數字音樂平台和音樂著作權人就必須努力實現音樂正版化，並找到一種多方共贏的新模式，既滿足網絡用戶需求，又能讓著作權人獲取應得的回報。
　　互聯網時代，音樂人也應該去思考如何擁抱數字化時代帶來的機遇，尋找共贏的模式佔據數字音樂先機。
　　值得欣慰的是，此次維權已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譬如，百度已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達成合作，雙方將共同建立音樂詞曲著作權合作渠道，以後詞曲權利人將可以通過音著協這個主渠道，獲得相關著作權收益。平台正式運行後，百度將通過低成本的渠道向聽眾分發免費音樂，聽眾通過點擊和下載給百度帶來流量，百度再通過流量帶來廣告及其他收入，這筆收入又可以通過合理分成的方式返回音樂創作人和版權持有人(或音著協代收然後分發)。應該看到，倚仗着法律之劍，音樂著作權保護的外延正變得日益豐富，並得到社會的重視和關注。惟有如此，才能促進文化産業的繁榮，讓越來越多的原創音樂作品脫穎而出，使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