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半年內四次加息，表明當前政府把宏觀調控的重心放在了抗通脹上，宏觀政策主線從“全力以赴保增長到全力以赴抗通脹”。事實上抗通脹既要關注眼前又要惠及長遠，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關鍵是要通過結構調整將中國經濟內部的“虛火”降下來，否則一味緊縮，很可能傷及經濟，抗通脹的成本也將十分高昂。
由於基數效應、翹尾因素以及國家對物價調控決心等因素，短期對通脹的擔憂不必過大，但我們更應關注中長期的結構性風險。從性質上看，中國正處於一個通脹大周期中，中國目前通脹的成因極為複雜，不僅僅是短期因素，更不能把中國的通脹問題完全歸結於貨幣超發和輸入性因素。
大部分觀點認為，貨幣超發是主因。的確，中國貨幣超發是不爭的事實，2010年M2，72.58萬億元，同比增長19.7%，M1的餘額26.66萬億元，同比增長21.2%，這兩個數據與美國同比中國大體分別相當於美國的1.21倍和2.13倍，這是M2和M1的數據比較。而同期我們國家的GDP總量大約只是美國的1/3左右，這説明我國的我國貨幣支持經濟發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國整體金融市場發展滯後，金融工具不發達，蓄水池有限的情況下，這麼多的流動性自然會對實體經濟産生嚴重的衝擊。
也有相當一部人認為，中國本輪通脹主要是由於輸入性通脹造成的。美國量化寬鬆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全球復蘇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持續釋放貨幣，美元作為“新興”套息交易工具橫行於各類資産中，全球能源、資源和農産品價格聯動上漲，這直接傳導到中國國內的資源價格和CPI上。事實上，短期的衝擊是通過結構性矛盾顯現的：
第一，從要素結構上看，中國已經步入了“劉易斯拐點”的通道之中，隨着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以及農村勞動力數量的逐步下降，農業部門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樣幾乎無限度的供給工業部門，這預示着，中國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報酬將加速上升，而勞動力成本壓力將擴散到更廣泛的經濟部門，帶動價格普遍上漲。
第二，隨着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速，農産品生産的基礎成本上漲漸成常態，長期“工農價格剪刀差”得以回補，農産品價格進入趨勢性上漲通道。就拿蔬菜價格上漲來説，由於地價和房價過快上漲抬高城鎮化成本，過去10年，我國城郊“菜籃子”産品生産基地不斷向遠離城市的農區轉移，打破了原有的“近郊為主、遠郊為輔、農區補充”的生産布局，目前我國部分大城市的蔬菜自給率不足30%。由於城市的過快擴張，農業及相關産業的低回報率及農區新建菜田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交通運力緊張，致使在整個種植産銷鏈上的各個環節層層加價，等等因素共同推動菜價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價等資産價格的過快上漲反映的是中國經濟有泡沫化和製造業局部空心化的傾向。中國傳統增長紅利的衰減導致了我們的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特別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銷售價格不斷下跌的雙向擠壓下，很多實體企業利潤（中間層）迅速變薄，這樣，不僅靠實業起家的眾多民營企業紛紛“逃離”實體經濟，一些大型國企也“不甘寂寞”，當這些資産領域産生預期利潤率大大超過，或者成倍超過製造業的利潤率時，就會導致製造業的大量資金有游離出。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房地産對GDP的影響太大了。據測算，中國房地産業每年約為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約為20－40%不等，按照中國經濟平均10%的增速，房地産業每年約為GDP貢獻2－4個百分點的增速。同時相關研究也表明，房地産投資對關聯産業的帶動系數約為1.93，房地産業還帶動了水泥、鋼鐵等20多個産業的發展，這樣的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行業，其任何的風吹草動足以牽動整個宏觀經濟，在房地産是國民經濟的主導産業和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的情況下，房價怎麼會降下來呢？
因此，中國通脹問題實際上它反映的是中國經濟長期不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如果中國增長方式不改，結構不調整，這個局面仍然難以根本改變。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只在“保增長”和“控通脹”的關係上尋求平衡，那麼短期經濟政策的空間將越來越小。
當前“外堵熱錢，內防通脹，把好流動性的總閘門”是貨幣當局的最大難題，因此，央行嚴控銀行信貸，動用數量型政策工具，八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升至歷史高位，但是最大的問題是貨幣主動超發的部分是可控的，而被動超發，特別是外部的貨幣是不可控的，只有對衝的方式成本將十分高昂，回收流動性的努力被國際熱錢的大量流入而大打折扣。對我國而言，經濟增長面臨嚴峻的外部考驗，需求的減少效應會隨之顯現，特別是在人民幣加速升值、貨幣連續緊縮等效應累加下，一些利潤率薄的企業會很快遭受困境，損害經濟復蘇的基礎。通脹問題短期內可以通過政策緊縮對衝，但中國經濟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轉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以及大規模增加有效供給才能得到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