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的穩定增長，成為“十二五”期間的重要任務，也是“十二五”目標能否成功實現的關鍵。這個問題我們談了多年，但收效不大。怎樣才能實現經濟轉型？答案很多，最近，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宋則。他認為，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從調整經濟結構入手，要從調整結構的方式入手。而且要從行政化向市場化轉變。
經濟參考報：為什麼説轉變發展方式必須從調整結構入手？
宋則：産業結構是實體經濟中的基礎性結構。産業結構對應着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二者息息相關，合理的産業結構會提高效能，增加初次分配中的的各種收入；不合理的産業結構，則會減少初次分配中的各種收入。産業結構和初次分配共同構成了實體經濟結構的基礎，這是為什麼將産業結構作為分析重點的原因。
經濟參考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去也不是沒有提過，但都效果不大，您認為這裡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宋則：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十二五”規劃建議的指導思想和發展目標中指出，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改革開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應當説，在十二五期間，作為主線的“轉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作為主攻方向的“調結構”要“取得重大進展”，任務極為艱巨。因為“轉方式”和“調結構”緊密相關、一脈相承，都是由來已久、長期累積的“老大難”、“硬骨頭”，對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要求極高。其中，“調結構”的方式本是大有講究的要害問題，卻常被忽視。以往“轉方式”收效不大，根本原因就在於“調結構”的方式轉變遲緩。
經濟參考報：您能談談目前我國産業結構不能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表現嗎？
宋則：長期以來，我國産業結構面臨着幾方面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一是製造業落後，産品、産能嚴重過剩，重復建設屢禁不止，反彈回潮幾成常態，落後産能淘汰不力，更缺少長效退出機制；二是製造業“大”而不“強”，升級困難，在國際分工中，被長期鎖定在價值鏈的低端，而在自主研發、高端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銷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環節都十分薄弱，幾乎沒有比較優勢；三是區域産業結構嚴重趨同，區域間依存度下降，貿易壁壘阻礙消費品和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各地方均一窩蜂把傳統或熱門製造業作為帶動區域增長的主導産業，並人為設置行政障礙，收取各種費用，增加同類産品進入本地市場的成本。而製造業的區域分工深化進程受阻，削弱了製造業的創新力和競爭力，使得整個國民經濟極難擺脫低效率、高成本和高能耗的長期困擾。長此以往，會拖累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經濟參考報：那麼，您認為調整産業結構具體要從哪下手？過去，我們調結構大多是從增量入手，您認為這種方式能解決問題嗎？
宋則：在我國，歷來是保增長易，調結構難。究其原因十分複雜，但説到底是外延式增長慣性的體制、機制問題。解決我國産業結構失調的關鍵不在於增量調整，而在於存量優化。從存量結構上看，主要着力點不在第一、第三産業，而在製造業。産業存量結構調整優化的思路不應再是僅僅着眼於對新增産能的優化升級，重點應該放在消化存量結構、解決長期累積下來的經濟存量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目前，試圖依靠發展新興産業來“調結構”，仍屬於“增量解決”的老辦法，時間長、見效慢，等不起。況且，體制機制病灶不除，新興産業註定沿襲舊道、增添新亂。若要在短期內取得實效，必須有解決存量難題的新思路。
以往的宏觀政策實施效果表明，總量管理是政府的強項、市場的弱項，而結構調整是市場的強項、政府的弱項。追溯我國經濟、産業結構扭曲的原因，根子就在於政府包辦、過度干預市場。在從排斥市場的體制向依靠市場體制的轉變過程中，我國同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最大區別在於服務業和市場體系這一傳導産業、傳導機制的“底盤缺失”，而又常被忽視。在這種場合，習慣採取“限時限刻”、“一刀切”式的簡單生硬的辦法直接調整産業結構，具體表現是憑藉政府部門層層開會、發布紅頭文件、下達緊急通知，運用行政手段、行政命令，追求立竿見影的短期“硬效果”，而不顧及市場軟實力、軟調節的長期效應。長此以往，不僅會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越來越“看不見”了，更會使政府這只“閒不住的手”越來越“閒不住”。而面對日益複雜的新形勢和新問題，我國一輪又一輪由政府行政干預為主導，指望以每年有限的增量來調整産業結構中巨大的“問題存量”，越來越難以奏效。
經濟參考報：剛才您也説到，調結構難度很大，那麼我們轉變發展方式能否繞過它，走另一條道路呢？
宋則：問題已經越來越清楚，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關於轉變發展方式的眾多目標和任務，都不約而同地聚焦在必須率先轉變結構調整的方式這個繞不過去的要害問題上。因此，建議將這一點再明確一些、再突出強調一些。換句話説，十二五期間，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改革和轉變結構調整的方式。倘若“調結構”的方式、特別是實體經濟中製造業“調結構”的方式不能率先改革，那麼轉變發展方式的諸多目標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經濟參考報：從鉅額存量入手調産業結構，這裡面的艱難可想而知，您覺得有可能做到嗎？能否具體談談其客觀基礎？
宋則：改革、轉變鉅額存量結構的調整方式，具有充分、可靠的客觀基礎。參數調節、價格機制以及金融、商貿等服務業對産業結構變動歷來具有長效動態化的積極影響力，並表現在優化空間産業結構、優化時間經濟流程、增進居民消費、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等諸多方面。以往僅注重測算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其外溢效應卻沒有實實在在地體現在統計數字之中，從而大大低估了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總體貢獻。也就是説，社會雖享用了服務業的外溢效應，但並未因此而支付任何費用。這也許是所有不那麼直觀的服務業所具有的共同特徵，從而也是服務業在各個國家後來居上、蓬勃發展的深刻緣由。不太直觀的服務業正在改變世界，也在改變原來“很表面、很直觀、很物質”的農業和工業。所以，在合理的制度空間下，大力發展服務業，可以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農業和工業，會得到更好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總福利。
經濟參考報：要成功使産業結構轉型，真正讓服務業成為産業轉型的重要因素，您認為應該在哪些方面下工夫？
宋則：我認為，十二五時期，要加快培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特別是要素市場體系)的進程，將中央一再強調的“資源配置要建立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進一步落到實處，把産業結構的市場調節落到實處。為此，我國以製造業為基礎的結構存量調整的方式，要基本實現從行政化到市場化的轉變，要強化金融、商貿等服務業的疏導、中介功能，創建有利於推進服務業深度參與結構存量調整和産業升級的體制政策環境。
第一，結構調整的方式要從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主導型。
十二五期間，必須下大決心徹底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延續至今的縱向化、條塊分割、九龍治水的行政管理體制，着力解決政企不分、行政壟斷、地區保護等頑症，弱化政府部門對結構性問題、産業政策問題的直接行政干預、行政命令、行政包辦。要改變“保姆心態”和包辦式思維慣性，切實從行政命令調節轉變為市場信號調節，對存量結構調整要從自上而下為主，轉變為自下而上為主；行政會議為主要轉變為商務會議為主；“會議調節”、“文件調節”要轉變為“參數調節”，將結構性的資源存量配置問題切實建立在市場化的稅率機制、利率機制、匯率機制、價格機制、訂單機制、淘汰退出機制的基礎上。與此同時，産業政策、節能減排任務也要有市場化的利益導向，尤其要儘早&&市場化的資源、能源價格體系改革方案。
第二，深化資源、能源類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改革。
市場化的價格信號對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水、電、燃油、天然氣、煤炭等重要資源、能源類産品價格改革，目前僅僅局限於“調”的思路，即政府定價、政府調價。而“調”的目的是為了“理順”。這種價格形成機制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市場價格體系，仍然是沿襲老辦法，因而也很難“理順”，難以充分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和産業結構優化的要求，也很難滿足、擺平利益相關各方的要求，更難扼制資源、能源的浪費和高耗低效勢頭、實現節能降耗減排的目標。失敗的最新案例是，2010年下半年依靠簡單生硬的行政命令、搞運動式的突擊節能減排，只落得事與願違的結局，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資源類價格改革應該引入競爭機制，從政府定價、政府調價轉變為“調放結合、以放為主”。在宏觀指導調控下，逐步放開價格，令資源價格根據市場供求變化，在一定區間波動，形成動態化的資源類價格導向機制。宏觀調控的任務，一是依靠必要的儲備吞吐和進出口來維護正常波動，監控、防止過度投機引發的異常波動；二是依照反壟斷法嚴密防範、嚴格監管人為製造短缺、操縱價格牟取高額利潤的壟斷行為；三是對少數收入群體和少數産業群體輔以臨時性、必要的財政補貼；四是掌握好資源價格改革的時機、力度和節奏，與穩定物價總水平的目標相銜接。
第三，充分發揮金融、商貿服務機制的調節作用。
我國正處在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型期。為改革和轉變存量結構調整的方式，服務業要唱主角，發揮引領作用。關鍵是政府要創造必要條件，推動這一轉型。市場調節在現實生活中具體表現為參數調節、商務機制調節和中介機構調節。作為市場配置資源的“人格化”表現，它們對産業結構優化調整和市場運行效率提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金融服務業資助優質增量(項目)、盤活存量資産的能力和商業信貸機制、淘汰退出機制，商貿服務業競爭性的、商貿訂單機制、倉單質押機制、貨物代理機制和分銷渠道機制等等；憑藉貼近市場和了解消費信息的優勢，金融、商貿企業擁有對上游製造商、供應商的引領能力。因此，在結構調整這個大主題上，要給市場實現自我調整的機會，打破行政壟斷，明確市場准入，維護公平競爭，從戰略高度重新定位服務業。
第四，推動生産性服務業深度參與市場化的産業存量結構調整。
鼓勵金融、商貿服務業向製造業滲透，與製造業融合，在研發、創新、投資、風險、採購、儲備、銷售等關鍵環節建立長期的契約化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供化解系統風險、滿足全方位需求的周到服務。一是通過資本市場、産權交易市場、資産管理公司、期貨公司等組織創新，強化金融服務業兼併重組、盤活存量、淘汰退出的能力；二是通過商貿服務業技術創新提升商務、物流配送等生産性服務能力；三是通過制度創新健全産業鏈信息與利益共享機制，建立適合大規模生産的專業化流通服務能力；四是打破製造業的地方保護、封鎖和行政壟斷，明確市場准入，維護公平競爭，剔除壟斷利潤，明確“政策待遇”，促進製造業中的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具有同樣成長為骨幹企業的市場機會。
經濟參考報：服務業參與産業結構調整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宋則：要完善工業品流通體系，確立製造業所需要的現代批發體系，根據各類商品流通的特點和規律，完善多層次的分銷渠道。作為産業鏈條上的緊密型關係主體，金融、批發、零售、物流、製造商之間也須完善以商業信用為基礎的契約機制，依靠金融、商貿業信用制度創新，保證各環節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及合作，促進信息和利益共享，強化製造商生産性服務外包的內在動力。例如，建立退出補償機制，讓堅持低水平、高耗低效的落後産業和企業得不償失、自願放棄的市場化競爭機制和評價體系；金融、商貿業服務要前移，推動以消費需求引導研發，研發成果按照需求尋找國內外廠家訂單，增加製造業的附加值，實現在當地的本土化；大型物流服務商可以提供前置化生産與共同創造，完成“從傭人到管家”的功能提升，深度參與、介入製造業前置化生産，向研發和生産過程滲透、延伸，從研發、代理採購、零部件組裝、銷售各個環節入手，實行供應鏈全程配送服務，減少、消滅多餘的物流、商流活動，降本增效、降耗增效，在切實替客戶省錢中掙錢；加強標準化建設、品牌建設、物聯網建設、物流智能化建設等等。
除了實行“調放結合、以放為主”的價格信號體系以外，發揮服務業深度參與調整經濟結構和産業升級、提高金融、商貿服務業對經濟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的影響力和貢獻率的內容十分豐富，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目前，廣東物産集團、浙江物産集團、天津物産集團等大型批發企業已經與大型工礦企業形成供應鏈式的戰略聯盟關係，對製造業存量結構的變動産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以浙江專業市場為代表的批發市場集群已經對廣大中小製造企業集群及其産業存量結構産生了巨大的引領、優化功能，並實現了“走出去”、國際化的模式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