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日前報道説，隨着價格上漲的中國商品出口至全球各地，通脹可能成為一個令全球擔憂的問題。文章中説，導致中國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正在進入“劉易斯拐點”——大範圍工資上漲推動物價水平走高。
　　“劉易斯拐點”出自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的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了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從而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即所謂“人口紅利”。但伴隨出生人口基數下降，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況將逐漸消失，具體表現為：“用工荒”浮出水面；非技術性勞動力市場生存空間急遽擠壓，傳統的依靠資本積累擴張型增長方式即將走到盡頭；工資開始迅速上漲。美國銀行-美林近期也發表報告認為，未來幾年，隨着中國勞動力成本穩步上升，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時，消費者價格指數升幅將會增至4%左右。
　　“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間有正相關關係，“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表明我國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即將結束，“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這一點也能從目前的“招工難”得到印證：招工難度越來越大，儘管提供的薪水普遍高於最低工資。如此，中國相對於其它低工資國家正在失去競爭力。有跡象表明，部分在華跨國企業已打算撤出中國，遷往印度、越南……
　　隨着勞動力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將導致資本報酬遞減，以往我國主要依靠生産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全球産業價值鏈條中眾多“價值環節”，並非每個環節都創造等量價值。高附加值價值環節一般就是全球産業價值鏈上的戰略環節，誰抓住這些戰略環節誰就抓住了整個價值鏈，也就控制了該行業。目前，我國産業經濟整體處於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發展狀態，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掌握核心知識産權，高端産業鏈已大部分被其佔領。今後我國經濟要實現更為高效的可持續發展，必須盡快進行産業升級，提高國家整體科技能力。經濟大國與經濟強國的差別就是其在全球産業鏈的位置分工，産業升級的本質就是高生産率産業(高附加價值産業)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
　　筆者以為，“劉易斯拐點”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過程中很難繞過的一道關卡。為此，我國必須準確把握全球産業分工趨勢，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按照戰略目標，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加強知識産權保護，增強人才培養，通過體制創新，創造出一批具有市場價值的知識産權，引導全球生産要素向我國匯聚，通過市場力量來成功實施産業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