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價問題不僅是房地産市場本身的扭曲，也是影響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問題。當前中國房地産的根本問題是缺乏制度性設計，從長期來講，中國房地産業面臨深層次的制度改革和政策的重新思考。
去年以來，為遏制過快上漲的房地産價格，國家密集&&了一系列調控措施，從財稅、金融、法規再到各種限購令，國家調控房地産市場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房地産市場也似乎進入了一場各方相互博弈的膠着期；然而，如果不從體制和機制上做根本性的改革，就會陷入“為房價而治房價”的怪圈。中國房地産市場的亂像是綜合矛盾的體現，因此，控房價就需要把房地産市場作為綜合改革實驗區，着力解決觸及房地産市場發展的制度性問題和核心問題。
要重新思考中國房地産市場的定位問題。當前房地産市場上投資型住房購買行為與消費型住房購買行為之間的分界越來越模糊。為什麼中國的房地産市場面臨矛盾與問題這麼多？主要是由住房屬性的多樣性及住房市場的性質來決定的。與其他商品不同，住房是兼具消費和投資雙重屬性的一種商品。當住房作為消費品時，以消費為主的住房市場上房屋的供給與有效需求是決定市場價格的基礎；而當住房成為投資品時，作為財富持有形式的住房投資需求主要取決於個人的財富數量、住房投資相對於其他資産的報酬和投資住房的實際報酬。住房的投資需求對於貨幣、資本、土地等市場的變化非常敏感，一旦住房成為投資品，那麼投資品的價格就不遵循一般商品的供求規律，投資品市場沒有均衡點，不存在均衡價格，只要有現實的貨幣流和潛在的收益預期，投資需求就會不斷增加，價格也就越漲越高。
目前，我國房地産被視為經濟領域的一部分，而非社會領域的一部分。把房地産視為經濟領域，其國內生産總值（GDP）功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凸顯出來；而其社會功能，也就是社會成員對住房的需求和人們的空間權就會被忽視。當房地産成為支柱産業，投資性需求成為住房市場主引擎時，住房市場的定位就被扭曲了。因此，僅從一個純粹市場角度而不是從公益性角度，是無法解開住房市場的問題之謎的。
要全面解決中國房地産公共政策的缺失問題。中國住房制度改革已經歷了30年，大致經歷了“住房商品化——住房市場化——住房分配貨幣化”等階段,但是與之相對的住房公共政策體系一直就處於一個比較盲目被動的、應對房價上漲的短期通道中，尚未形成有效的住房公共政策體系。中國住房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然而住房公共政策的發展卻遠遠滯後。相應的土地政策、財稅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都沒有明確的劃分與定位，作為一個龐大産業，應該科學合理地構建完善的政策體系，不能總是應急式的短期疾風暴雨的調控，因為這不僅無法讓人們産生明確的預期，而一旦政策有所松動，房價有可能産生報復性反彈，進而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房地産周期。
要真正觸及中國房地産市場的核心制度問題。中國房地産制度與香港製度模式極為相似——那就是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香港的土地財政與限制土地供給的一整套政策帶着歷史的烙印，是當年殖民地土地批租制度的延續，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為遏制房價下跌，開始實行一種新的土地供應方式，用地申請表，即“勾地制度”，希望通過減少土地供給抬高價格。香港財政對土地收入的依賴度越來越高，隨着香港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加造成住房剛性需求不斷增加，形成了強烈的房價上漲預期，造成房地産投機行為盛行，甚至出現“全民炒房”現象，又進一步推高了房價。而香港政府對於房地産市場上的投機行為以及房地産泡沫，並不從供給方着手尋求解決辦法，而是採取打壓需求的辦法，至今效果不佳。
從中國房地産與土地供給制度的鏈條看，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是推高房價的兩大重要推手。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財源來自土地，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達2.7萬億元，較前一年增加69.4%(北京為1628億元,
上海為1513億元，大連為1157億元)。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預計佔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71%，比上一年增加22.2個百分點。很顯然，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方。
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的現金流，金融機構以土地抵押貸款方式進入土地市場，形成了土地金融。國土資源部公告顯示，2009年全國84個城市土地抵押貸款2.59萬億元，同比增長42.8%。2010年土地抵押貸款超過3萬億元。在中國現行土地出讓制度和房地産開發模式下，地根吸住了銀根，地根銀根推升房價，三者環環相扣，已經成為牢牢的利益鏈條，最後只是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以及房地産商形成的賣方壟斷，買方根本沒有參與定價的任何權力，供給的完全壟斷與需求的絕對市場化之間衝突，導致了中國房價的非理性上漲。
當前是該轉變中國房地産市場發展思路的時候了，房地産市場需要有明確的發展定位和長期發展戰略，如果不給房地産市場正本清源，不改變房地産市場的根本性制度問題，不對中國房地産市場的住房保障制度進行更為長遠的規劃，房價回歸合理價位非常難，調控房地産市場需要有更大的勇氣和更深層次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