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的陰影尚未消除，雙匯“瘦肉精”危機又突發，不僅讓雙匯集團陷入困境，也讓中國肉製品加工業陷入了一場後果十分嚴重、影響十分巨大的危機。
首先撥動公眾關注神經的，是監管不嚴、管理不善、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應當嚴厲追責等。但從兩起危機事件的過程和結果來看，起因絕非以上這些方面那麼簡單。在中國已有相當知名度的食品企業，出現如此嚴重的問題，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中國企業的生存法則與生存環境。
雙匯原本只是個銷售收入1000萬元的小企業，經過20多年的發展，就變成了一家銷售收入超500億的超大型企業。而按照雙匯確定的發展目標，“十二五”銷售收入要突破1000億。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十二五”每年新增的銷售收入將不低於100億。如果這樣的速度建立在高科技行業、高科技領域和高科技企業身上，倒也不太稀奇。問題是，雙匯只是一家肉製品加工企業，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否符合企業的實際，能否適應中國的市場需要，這都值得好好研判。因為，對已經具備相當規模的中國企業來説，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克服急於求成和好大喜功的現象，而最大的難題則是如何面對各地政府的政績渴求，聽從市場的實際需要。這個問題，直接反映了中國企業目前的生存法則。
要知道，按照雙匯集團目前的實際需求和未來發展目標，每年需要的生豬量是3000萬頭，而雙匯的自建豬場，每年只能提供30萬頭，只能滿足1%的需要，99%的生豬需要依靠市場收購。而目前市場能提供生豬的供應者，絕大多數是規模不大的養豬場或散養戶，質量和標準如何控制，問題如何防範，就成了很大的難題。而從目前生豬飼養的實情看，很多生豬飼養場和散戶，不僅存在着用“瘦肉精”飼養生豬的問題，還存在着用激素、垃圾飼料、變質飼料等飼養生豬的問題。
所以，這就引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生豬飼養、銷售、加工、肉製品銷售的産業化問題。如果能夠形成一條比較規範、有序、科學、嚴格的産業鏈，每個環節都有嚴格的操作程序與規範，有監管的標準和體系，那麼，發生問題的可能性就能大大降低。但實情並非如此，過於分散、缺乏有效監管的生豬飼養與發展速度過快的生豬加工之間，已形成了巨大反差，縱然生豬加工環節的管理、監管等工作做得再好，也擋不住生豬飼養環節的問題。畢竟，再大的企業、再負責任的檢驗和檢查，也不可能對每頭生豬都檢查。更何況，現有檢測手段還無法檢測所有問題。而生豬飼養這塊“短板”，何時能夠拉長，將直接決定豬肉的安全，決定肉製品加工企業的聲譽和發展。
當然，也不排除執法部門在監管上的不規範和嚴重缺位，儘管三聚氰胺早就影響着消費者的生命安全，但監管部門給予“三鹿”奶粉的卻是國家免檢産品資格。雙匯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這絕不是一句監管不到位就能概括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執法和監管部門何時才能不唯企業的名、不唯地方政府的意志去執法和檢查，何時才能建立真正公平的執法和監管環境，何時才能讓企業從追求完美和品牌的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成為自覺行動。
從雙匯集團的“瘦肉精”危機中，既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的生存法則，也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如何完善企業的生存法則和生存環境，是必須認真研究和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