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成為各級政府推動經濟工作的主線。這時尤須明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企業才能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體。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質上是對資源約束條件變化的反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闡釋了農業從粗放經營到集約經營的轉化過程。最初，在土地充裕以及土地産權不確定的資源約束條件下，廣種薄收的粗放經營顯然是最為有利的選擇。而當耕作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地力已經相應消耗的時候，資本（在這裡也包括生産資料）逐漸成為土地耕作上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此時的資源約束條件發生了變化：土地稀缺了，而資本和技術相對充裕。這時，就出現了資本和技術對土地的替代。也就是説，為了破解土地資源稀缺的瓶頸，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了，由粗放經營轉向了集約經營。又如，18世紀以前，東亞和西歐的經濟發展模式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的。那麼，是什麼原因使西歐改變了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走上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道路，而東亞卻一直延續着勞動密集型發展呢？相關歷史研究表明，礦物燃料和新大陸的發現使得西歐的燃料和土地並不稀缺，稀缺的是勞動力。這樣的資源約束條件使得西歐不得不強調技術創新，特別是強調節約勞動的創新。而充裕的勞動力使得東亞幾乎不需要考慮勞動的節約，因而一直延續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就此，有歷史學家指出，歐洲人並不一定更有創造力，但高工資成本使他們走上了一條真正變革的道路。再如，上世紀80年代，我國台灣、香港地區的傳統産業在遇到資源環境壓力增大、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挑戰時，一方面提高産業結構、提升産業技術含量，以節約勞動和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另一方面抓住機會，把大量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到大陸。這些案例説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一個根據變化了的資源約束條件，對既有經濟發展方式不斷修正和提升的過程。
　　既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針對資源約束條件變化的調整和轉變，那麼，誰對資源約束條件變化的反應最敏銳呢？答案是企業以及企業家。原因在於：首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面對的約束是硬的。這種硬約束用馬克思的話講，即商品的命運就是商品生産者的命運。商品交換是一種驚險的跳躍，如果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産者自己。與企業相比，政府面對的約束是軟的。軟約束下的政府有時會不計成本、不怕浪費、不惜舉債。其次，只有企業和企業家才會始終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核算原則，即投入和産出相比較原則。企業和企業家選擇産業和技術，一定要權衡其經濟價值和市場前景，根據對市場的預測作出適當選擇。第三，企業家對産業和機會的感覺不同於一般人。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觀察問題的特殊角度，對特定領域會有相對豐富的知識和特殊的“嗅覺”。以“娃哈哈”為例，當年絕大多數人不會感覺到一個小孩喝的飲料能發展到今天的程度。還有，當年吉利汽車公司成立時，並不被有關主管部門看好，如今卻收購了沃爾沃。這種成功的選擇可能是一種直覺，但這種直覺來自企業家特有的知識和生活閱歷。
　　當然，政府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也有自己的優勢，可以而且應該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府可以對産業發展發揮適當的引導作用，但最好不要直接干預企業，不直接支持具體的産業，而是通過必要的政策和信息影響市場進而影響企業的選擇。其次，有效的市場是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是政府的優勢。最後，政府應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價格靈敏而準確地反映資源和環境的稀缺程度，並在此基礎上提供解決外部性問題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