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把此次日本災後的經濟前景，與二戰後和阪神大地震後的情形相比，認為日本二戰後和阪神大地震後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災後重建的需求拉動，並由此推斷這次災後大規模重建有可能使日本經濟出現“V型”復蘇。
這種判斷恐怕來自於“破窗效應”的所謂“災難創造財富”。然而，筆者以為，鋻於全球經濟大背景迥異，這次日本重建，“破窗效應”怕很難靈驗。
日本經濟在二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在戰爭中物質財富損失率達36%。但日本經濟能迅速從戰敗後的陰影中走出來，迅速恢復了經濟實力，並為高速增長奠定基礎，其機理非簡單地能以重建概括，除了自身經濟基礎以及勞動力和資本充裕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使日本經濟命運有了奇蹟般的轉機，有三大最重要的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其一，美國出於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對日本實行全面的扶植政策，並以多種形式的“援助和貸款”為日本發展經濟提供資金來源，1945年至1971年，美國政府分別以“佔領地區救濟基金”和“佔領地區經濟復興基金”等名義，先後對日援助總額超過43億美元，對日直接投資達14億美元以上。特別是後來在亞洲爆發的朝鮮和越南戰爭，日本獲得了美國大量的“特需”訂單，使日本成了為美國提供戰略軍事補給的“大後方”。“特需”不僅為日本提供了銷售市場,而且獲得大量的外匯，大大刺激了日本經濟。日本的外匯儲備,1949年末僅2億美元,
1952年末增加到11.4億美元,三年內增加了5倍，造就了所謂的“特需繁榮”。
其二，二戰後日本大規模改革經濟結構和工業體系，包括制訂鋼鐵、煤炭、造船、電力等行業的生産合理化計劃，把私人投資的40%吸引到這些行業，加快改造舊設備的步伐；設立日本開發銀行和日本進出口銀行，對重點行業的設備投資和進出口提供長期低利貸款，並且財政直接投資鐵路、港灣、電力等部門，支持基礎工業的恢復和發展；修訂稅制，對企業設備實行特別折舊制度，加速設備更新等等，形成了日本的一次大規模資本積累。
其三，二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為獲取外匯發展民族經濟，在國際市場上大量銷售石油、工業原料和農礦産品，貨足價廉，使日本得到了極為有利的原料、燃料等供應；同時發展中國家為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急需進口大量機器設備，又為日本的工業産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銷售市場。此外，日本國內也勞力充足，工資成本低，較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強勁的外部需求遂促進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
再來對比一下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阪神處於日本的重要工業帶，那裏集聚着日本重要的臨港工業，阪神地震重創了日本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據估算對日本造成了約10萬億日元的損失，佔當時日本GDP的2.5%。儘管遭受了如此嚴重的經濟損失，但在強勁的重建需求推動下，地震發生當季實際GDP環比增長1.2%，而且此後一季度環比增長率加速至5.1%。阪神能迅速從災害中走出，是由於當時日本的債務餘額對GDP之比為90%左右，財政赤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對GDP之比為5.4%，政府財力充裕，足以讓日本政府花費20萬億日元用於實施創新復興計劃。
這次“3.11”大地震發生在日本東海岸地區，儘管那裏經濟規模僅佔到日本國內生産總值的8%左右，卻集中了大量鋼鐵、石化、製造、核電等日本重點産業和支柱行業，被稱為“京濱工業地帶”，地震導致的企業停産，運輸障礙以及能源短期供應中斷，將會對日本製造業乃至日本經濟造成長遠的影響。
而從全球的外部大環境看，全球産業和經濟格局的改變，已使日本所處的大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全球正處於脆弱的危機修復期，全球總需求低迷，外部需求的動力嚴重不足。在重建的財力上，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的狀況都是世界發達國家中最差的，政府根本沒有充足的財力用於規模重建，2010年日本國債餘額已達753.8萬億日元，財政與債務已岌岌可危。如果再靠發債支持災後重建，將使債務雪球越滾越大，與此同時，同樣飽受高債務、高失業率困擾的美國、歐洲經濟體一時也很難拿出資金來支持日本。
而“破窗效應”最大的不確定性很可能是：日本部分製造業恢復遇到來自於中國等新興製造大國以及德國等老牌製造大國的競爭，而産生的“替代效應”。一方面，中國、印度等國正在迅速崛起，據德勤全球製造業小組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聯合發布的《2010年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中國、印度和韓國的崛起已形成了全球新的製造業版圖。2010年，中國佔了世界製造業産出的19.8%，略高於美國的19.4%。而另一方面，日本的高端製造業部分也會遭到來自於“德國製造”和“美國製造”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