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抗通脹是當下中國經濟的頭等大事，根據我們的測算，預計一季度和上半年翹尾因素均在3.5%左右，全年翹尾因素在2.7%左右，全年CPI漲幅將達到4.5%左右，還是在可控範圍內的，但我們更應關注中長期的結構性風險。抗通脹既要關注眼前又要惠及長遠，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關鍵是要通過結構調整將中國經濟內部的“虛火”降下來，否則一味緊縮，很可能傷及經濟，抗通脹的成本也將十分高昂。
從性質上看，中國正處於一個通脹大周期中，目前通脹的成因極為複雜，不僅有短期因素，更不能把中國的通脹問題完全歸結於貨幣超發和輸入性因素。
一些觀點認為，貨幣超發是主因。的確，中國貨幣超發是不爭的事實，2010年M2，72.58萬億元，同比增長19.7%，M1的餘額26.66萬億元，同比增長21.2%，這兩個數據與美國同比，中國大體分別相當於美國的1.21倍和2.13倍，這是M2和M1的數據比較。而同期我們國家的GDP總量大約只是美國的1/3左右，這説明我國的我國貨幣支持經濟發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國整體金融市場發展滯後，金融工具不發達，蓄水池有限的情況下，這麼多的流動性自然會對實體經濟産生嚴重的衝擊。
也有相當一部人認為，中國本輪通脹主要是由於輸入性通脹造成的。美國再度量化寬鬆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全球復蘇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持續釋放貨幣，美元作為“新興”套息交易工具橫行於各類資産中，全球經濟顯然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水平，而黃金、銅等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卻創出新高，這直接傳導到中國國內的資源價格和CPI上。
事實上，我們確實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國的通脹成因更多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它反映的是中國經濟內部的深層次問題。
第一，從要素結構上看，中國正在逼近“劉易斯拐點”。資源相對價格重估，原先比較便宜的生産要素尤其是勞動力，由於供應漸漸達到頂峰，價格將進入長期上升通道，隨着低端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增長，勞動力成本壓力將擴散到更廣泛的經濟部門。長期來看，國內勞動力價格上漲將是國內物價上漲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隨着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速，農産品生産的基礎成本上漲漸成常態，長期被低估的農産品正通過漲價回歸價值，進入趨勢性的上漲通道。就拿蔬菜價格上漲來説，中國城市周邊耕地面積不斷縮小，城市蔬菜自給率下降明顯，越來越多的城市完全依賴客菜供應本地市場，多數大城市的蔬菜自給率不足30%。菜地變高樓，蔬菜的生産者變為消費者，共同導致需求上升而自給不足。城市的過快擴張，農業及相關産業的低回報率及很多城市對其周邊農業配套設施的忽略，使得在蔬菜産供銷各個環節層層加價，等等因素共同推動菜價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價等資産價格的過快上漲反映的是中國經濟有泡沫化和製造業局部空心化的傾向。中國傳統增長紅利的衰減導致了我們的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特別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銷售價格不斷下跌的雙向擠壓下，很多實體企業利潤（中間層）迅速變薄，這樣，不僅靠實業起家的眾多民營企業紛紛逃離實體經濟，一些大型國企也不甘寂寞，
當這些資産領域産生預期利潤率大大超過，或者成倍超過製造業的利潤率時，就會導致製造業的大量資金游離出去。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房地産對GDP的影響太大了，據測算，中國房地産業每年為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約為20%－40％不等，按照中國經濟平均10%的增速，房地産業每年約為GDP貢獻2－4個百分點的增速。同時相關研究也表明，房地産投資對關聯産業的帶動系數約為1.93，房地産業還帶動了水泥、鋼鐵等20多個産業的發展，這樣的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行業，其任何的風吹草動足以牽動整個宏觀經濟。
因此，中國通脹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國經濟長期不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如果中國增長方式不改，結構不調整，這個局面仍然難以根本改變。
在貨幣緊縮效應累加下，中國企業將很快面臨困境。面對經濟的內憂外患，2011中國經濟必須突出重圍，短期內可以通過政策緊縮對衝，但中國經濟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改革、轉型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