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已經進入必須依靠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發展的階段。儘管“十一五”時期中國工業結構的調整取得了明顯進展，但制約和影響工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問題仍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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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將緩慢上升或基本穩定，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程度將有所提高 |
受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影響，“十一五”以來，我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結構地位有所下降。“十一五”前四年，工業佔ＧＤＰ的比重除２００６年有所提高之外，其餘年份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２００９年，工業佔ＧＤＰ的比重為３９．７％，比“十五”末的２００５年下降了２．１個百分點，而同期第三産業的比重提高了２．９個百分點，表明這一時期工業增速低於服務業增速。儘管如此，我國目前仍處於錢納裏發展階段劃分標準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經驗看，處於這個階段的經濟體通常把工業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服務業的增速持續高於工業增速的可能性不大，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會改變。通過國際比較也可以發現，我國人均製造業增加值尚未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工業還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隨着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的逐漸消退，工業將回歸快速增長的軌道。同時，考慮到服務業的發展在增加就業、促進消費和增強經濟增長穩定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和未來城市化進程加快推進的背景下，加快服務業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十分突出。綜合分析，“十二五”時期，我國工業和服務業將呈現共同快速增長、工業增速略高於服務業增速的格局，如果再考慮到服務業價格指數通常會比工業價格指數增長得更快，那麼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工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比重將會表現為緩慢上升或基本穩定。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在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隨着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業生産所需要的條件越來越複雜，二、三産業之間的界限將被打破，第二産業特別是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技術研發業、教育培訓業、諮詢業、物流業之間將形成相互促進、融合發展的局面。隨着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我國二、三産業融合發展的時機已經成熟，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程度的提高將成為“十二五”時期我國産業結構調整的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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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化工業化進程仍將持續，但重工業比重提高的速度有所放緩 |
“十一五”以來的數據顯示，我國重工業産值佔整個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的比重保持在７０％以上，工業結構重型化的趨勢十分明顯。“十二五”期間，在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可以預期我國工業結構的重化工業化進程仍將持續。首先，投資對重工業發展的拉動作用將持續存在。“十二五”期間，我國將進一步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高速鐵路網建設、南水北調、西氣東輸、中西部地區大規模改善基礎設施等新建和續建的重大投資項目必將大力促進鋼鐵、建材、化工、設備製造等重化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的城市化正處於加速發展的階段，“十二五”期間，城市化進程的穩步推進也將導致對住房、道路、通信、水電煤氣等公用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的加大，從而為重化工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空間。其次，消費結構轉型也是推動我國工業結構重型化的一股力量。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正逐步由溫飽型向發展型、享受型升級，以食品、服裝、日用品為代表的輕工産品在居民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將持續下降，而以汽車、通訊電子設備為代表的重工業産品的比重將不斷提高。最後，從我國外貿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看，飲料、食品、煙草等輕工類産品出口增長緩慢，而機械裝備、汽車等重工類産品的出口增長較快。數據顯示，２００９年與２００５年相比，工業出口交貨值中的重工業比重上升了５．２３個百分點。隨着我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提高，“十二五”期間，預期出口需求將進一步拉動國內重工業的增長。
我國開始於上世紀９０年代中後期的新一輪重化工業化已經持續了１０多年，在這期間，重化工業的發展並沒有完全承擔起環境破壞、資源的影子價格以及勞動力補償的真實成本，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在促進重化工業行業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對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浪費。隨着國家對環保要求的提高、資源價格的改革和勞動保護的加強，重化工業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之間的矛盾在“十一五”期間逐漸激化，重化工業化增長方式亟待改變。“十二五”期間，重工業的發展將很難通過單純追加投資實現規模的擴張，一方面，部分行業已經出現嚴重的産能過剩，國家將限制對這些行業的投資行為；另一方面，資源環境約束的增強也不允許大規模向重化工業行業追加投資。未來一段時期，重化工業的發展將更多依靠高新技術對傳統生産工藝的改造，以及勞動者技能水平的提高和産品質量的改善，其發展重點也將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高。因此，“十二五”期間，重工業比重的提升速度會有所放緩，重化工業化將進入深化發展的階段。
隨着新興産業戰略地位的提高和未來發展環境的改善，可以預期，“十二五”期間，新興産業的發展將進一步提速，其佔工業的比重也將明顯上升。首先，經過“十一五”時期的發展積累，我國新興産業的市場規模和技術水平都得到顯著提高，從而為“十二五”時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其次，２０１０年&&的《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的決定》，將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作為國家重點支持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産業，各地區也不同程度地將這些産業作為當地重點發展的戰略産業，在中央和地方的産業促進政策的推動下，“十二五”期間，科研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向新興産業部門轉移的速度必將加快。再次，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將促使新興産業進一步加快發展。全球信息技術革命還在深化發展，我國也在大力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推動信息技術參與工業生産技術和組織方式的變革，這將使信息産業的市場擴大到整個工業行業；全球資源能源日趨緊張，工業生産的環保約束加強，國家實施節能減排戰略，低碳化成為世界經濟繼工業化、信息化之後新的發展方向，這預示着與低碳經濟相關的新能源産業和環保産業將吸引更多的投資。最後，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觀念的改變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電子信息、節能環保等新興産業的發展。
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國在新興産業發展的技術水平、生産工藝和管理方式上與發達國家還存在很大差距。總體上看，我國新興産業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價值鏈中，大多從事的是高技術産品中的低技術製造環節，産品附加值不高，勞動報酬率低。“十二五”期間，我國新興産業向産業鏈高端環節的邁進還存在內、外兩方面的障礙：從自身實力看，我國長期實行的“市場換技術”戰略導致高技術産業的發展對外來技術存在較大依賴，企業缺少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一些企業長期被鎖定在低水平的加工環節，新興産業的發展缺乏自主技術的支持；從外部環境看，我國新興産業的發展還將面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壓制。隨着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大型跨國公司不僅通過海外直接投資、離岸外包、戰略聯盟等方式在全球範圍擴展業務，不斷加大對全球市場的控制力度，同時還借助在技術和創新成果上的積累，牢牢控制産業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並採取技術轉移、專利控制等手段對我國新興産業向高端發展形成阻礙。鋻於這些原因，“十二五”期間，我國新興産業向高端製造邁進還存在許多障礙，中低端製造所佔比重過大的問題還將持續。
産業組織結構將有所優化，但大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的難度加大
“十二五”期間，我國産業組織結構將有所優化。首先，一批超大型企業集團將進入世界著名跨國公司行列。２０１０年，中國大陸地區已經有４４家企業進入世界５００強行列，有３家企業擠入全球前１０位，而在２０００年，世界５００強名錄中還只有８家中國企業的名字，我國超大型企業的發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隨着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十二五”期間將有更多的領軍型企業出現，引領中國工業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其次，部分行業産業集中度過低的問題將得到改善。“十二五”期間，國家將進一步深入實施節能減排戰略，治理産能過剩、淘汰落後産能的步伐也將加快，一大批不具備規模經濟性、生産工藝落後、環境污染嚴重、資源能源浪費大的企業將被關停，機械、冶金、有色、煉鋼、水泥等行業“小、亂、散、差”的産業組織特點將會有所改變，行業集中度將提高，行業整體效益將有所改善。
從“十一五”以來的情況看，大型企業利潤增長的速度低於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從我國大型企業的特點看，國有大型企業集中於具有較強的行業壟斷性或地域壟斷性的行業，比如電信、石化、港口等，且形成過程大多伴隨政策性的資産劃撥、重組，市場機制在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作用有限，企業對市場的適應能力也較弱。“十二五”期間，一方面，通過産業政策進一步擴大這類國有企業規模的效果將減弱；另一方面，並不是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大型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要真正通過競爭擴大市場、提高利潤還需要轉變經營觀念，提高對市場的適應能力。同樣，大型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也不樂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成長起來一批大型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大多依靠低成本的優勢大量承接國外企業ＯＥＭ或為其他大型企業進行配套生産，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並沒有像其産值和規模那樣得到快速的提升。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同時還面臨來自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這類企業的利潤水平在“十一五”期間已經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企業進一步發展需要實現從ＯＥＭ到ＯＤＭ的跨越，培育自己的品牌，掌握核心技術，培養創新團隊。總體上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國大型企業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比較多，面臨的壓力也比較大，“十二五”期間，大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的難度將會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