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有關人士展望2011年時，就表達了今年中國將進行結構性減稅。對於這種展望，理直氣壯的理由是，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中國的財政收入基本保持了每年20%以上的增幅，這個增幅遠超同期中國的經濟發展。而這個長達16年的增幅，碩果纍纍地保證了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達到8萬億元。在這個數字面前，對減稅有積極態度的人認為，這麼有錢的財政收入，減稅的空間可以很大。
　　仿佛是為了配合這樣的積極態度，新年伊始，就有多家媒體報道稱，新的個稅改革方案近日已上報國務院。具體內容尚未公布，此時進行分析，好像有點離譜。但媒體報道時，卻幾乎都達成了一個媒體的方案，即這份還沒有公開的個稅新方案，將縮減稅率徵收級次，並適當下調稅率。但這個方案比較複雜，籠統地説，好像是把如今的9級累進稅率改為接近國際水平的6級（國際通行4-5級）。這樣算不算減稅？不過計算很麻煩倒是一定的。還有一個説法是提高起徵點，這雖然有點一刀切，而且實際作用不大，而以此作為一個姿態，用來説政府開始幫助低收入群體體應付通貨膨脹，好像也算得過去。
　　但無論怎麼新的個稅方案，應該都不算結構性減稅。因為所謂結構性減稅，至少有兩個含義，一是系統地、全面地減稅，二是調整不合理的稅種和消除某個稅種的不合理因素。僅以個稅來説，那就意味着全面降低稅率、系統化説明哪些人可以少繳納多少個稅。在中國若是結構性減免個稅，首先，要改變個稅幾乎是以薪資為唯一稅基的不合理狀況。否則就談不到結構性減稅是從個稅開始的。
　　其實關於減個稅的爭執吵鬧已不是一天兩天了，因為在中國，徵收個稅從一開始就是一筆糊塗賬，到目前也沒有理清。所謂結構性減稅，也許在其他稅種上（比如增值稅）還有可能，在個稅上幾乎沒有辦法達成一個價值公允、相對合理的方案。
　　原因比較簡單，所謂個人所得稅最重要的稅基計算，應該從財産和收入清楚開始。而1980年開徵個稅時，這個稅基就沒有建立，而且相當糊塗，因為中國從來沒有準確計算過個人的收入和財産。收這個稅的中國稅務部門，它們哪有那一本賬目和冊子上寫清楚了這些繳稅人的財産和收入了？沒有，它們在什麼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先就開始收稅了，只好簡單地把工薪一族先攬在稅收的筐裏徵收着。這筆從一開始就糊塗之極的稅種，怎麼看其和國際稅制接軌的積極意義，都是接不了正軌的。因為從好下手的地方先收錢，這對稅負公平而言，不啻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不過中國的納稅人的納稅態度還算好對付，現在已經徵收30多年（中間唯一的改革是起徵點，從800元漲到1600元，又漲到2000元），已成為現實，權且算是《聖經》裏的“舊約”已成規定，先這麼讀着這段“利未記”糊糊塗涂，也就算了。因為假設新的個稅方案還不如這個老的簡單明了，那時新産生的不公平，將如何了斷呢？在中國所謂減稅莫名其妙變成了加稅，或者變成了舊稅還在，新稅又至，不是沒有先例。
　　當然，這麼説並非是要表明中國個稅就不需要改革，中國的個稅肯定是要改革的。但目前在中國説個稅的減免和改革，已經先天地陷入了一個怪圈，想就事論事地談個稅的結構性調整，回避個稅徵收帶來的新問題老麻煩，説實話暫時沒有可行性。
　　首先，在國家稅務部門的徵收能力上，就無法深談個稅的結構性減免。個稅的特徵説點大白話，就是按人頭——即便以後國際化了（按家庭徵稅），也是又散又小。對稅務徵收人員來説，需要他們做的是繡花般的工作。按照目前的徵收流程，簡單畫一道最低起徵點，他們還可以集腋成裘，雖然他們跑冒滴漏的能力也不容低估，但總算是個收上來的稅，大家有份，都為國家做貢獻。要稅務人員不一刀切下去，還要考慮到稅負合理、消費水平和家庭收支的公平以及應付通貨膨脹的能力，無疑既是對國民願望的畫餅充饑，也是對這些徵收人員工作能力的得隴望蜀。
　　其次，所謂個稅，就是個人所得稅。沒有清晰的財産和收入的數據，想公允地收稅幾乎就是徹底的一廂情願。如果真要有個人稅的結構性調整，無論是談減免，還是把它調整到較為合理徵收的狀態，要有實際利好國民的意義，先制定從官員開始的財産和收入申報制度吧！不量化個人收入和財産，就搞個稅結構性減免的四則運算。加誰減誰？怎麼加怎麼減？誰説才公平？才合理？恐怕沒個準譜。
　　因此之故，要搞新個稅制度，要想這“新約”是真的“福音”——不論是先“馬太”效應的有的更有，還是後“馬可”的效果。官員的收入和財産不申報清楚了，哪個國民會先去申報？收入和財産不清楚，個稅的稅基就搞不清楚，怎麼談其結構性？而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只要官員先做了，剩下的還就真好辦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就是念完一聲“阿彌陀佛”後，眾生就都平等了，且在大歡喜之中進入西方的極樂世界——那可真是制度的國際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