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儘管存在，但是希望也有。王一鳴認為，我國將繼續保持高增長。“我們為什麼有別於其他國家？我們為什麼還能夠延續我們的高增長？因為我們有一些特有的條件和因素。”他説。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具有更多延續高速增長期的空間和條件。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區域差異很大，生産力發展水平呈現多層次特徵。“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一個小國遇到一次洪災，那它一年的經濟增長就完了。我們南方水災，北方糧食豐收了，往往是這樣的。大國經濟發展的空間也就大，所以很多因素是可以對衝的。”
第二個因素是新人口紅利的加快形成。他説，傳統的人口紅利是靠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帶來的，而新人口紅利是靠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而人力資本投資靠教育。現在中國的教育規模是一年630萬大學生，相當於芬蘭全國人口。所以我國人力資本的積累率在迅速提高。
不過，王一鳴同時指出，我國教育也面臨着新的問題。“現在高校都在討論‘錢學森之問’，就是當年科學家錢學森説，我們投了那麼多錢，辦了那麼多大學，清華大學建得比麻省理工大學還漂亮，為什麼就培養不出大師來呢？這個問題現在高校校長們經常討論。這説明我們教育的理念、教學的方式還有改進的必要。我們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同時我們也要轉變教育發展方式。”王一鳴説。
第三個因素是比較優勢的區域轉移。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崛起之後，東盟、中國、越南、印度相繼崛起。從國內來看，也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率先發展，然後擴散到環渤海地區，再隨後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也相繼開始加速。中國沿海地區比較優勢的産業可以向內地轉移，使産業的生命周期得以大大發展。
據王一鳴介紹，日本原來有一個很流行的理論叫做“雁陣模型”。該理論認為一個産業成熟以後就要有接替者。比如亞洲“四小龍”成熟以後又有亞洲“四小虎”，“四小虎”以後又有“中國大陸”。這是因為小國規模很小，一旦形成規模了就必須整體外移。而對於我國來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沿海搞不下去了，可以到內陸去搞。比如説富士康公司在深圳有40萬僱員從事生産，現在在當地幹不下去了，那麼還可以轉移到河南省省會鄭州去。河南是勞動力第一大省，而由於生産模式的原因，有人説富士康就是一個勞動力的“吸水機”，一去就要求鄭州提供20萬勞動力，所以河南很歡迎，勞動力不是問題。
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有這個條件可以梯次轉移，所以“雁陣模型”不是國與國之間進行，而是地區與地區之間進行。這就可以大大延長我國産業的生命周期，這是中國的一個特點。
另外，王一鳴還提到了城市化帶來的新動力、逐步加大的研發投入、升級加快的産業轉型、深化改革的潛力等等因素。
當然，列出上述種種因素，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即使存在這麼多的有利因素，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增長還要依靠經濟轉型。“基本的結論就是不轉變、不轉型，我們還能不能走？還能走，就是你的成本會越來越高，代價會越來越大，空間會越來越小，路子會越走越窄。我們很難去完成我們的既定目標。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去轉型。”王一鳴説。
他&&，經濟轉型關係中國現代化全局。過去30年，中國最鮮明的特徵是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是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由人口大國變成了經濟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世界上盛讚中國過去30年的騰飛，認為其讓人印象深刻。
走向未來，經濟轉型可能成為我國最突出的標誌。我國未來30年的目標是由中等收入國家平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由經濟大國成為經濟強國。王一鳴説，中國現在實際上面臨着兩種前景，如果能夠成功轉型，中國就能大踏步趕上時代的發展潮流，就能迎來一個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就是轉型的重要意義。
王一鳴説，今後五年是一個關鍵時期。因為它是新的三十年的一個開端。就是説從這個五年開始，中國要走新的路徑，過去的路不能重復。新的五年是萬里長征的開步，它決定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