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食品價格上漲過快引起高度關注，有關方面最近將&&政策控制食品價格過快上漲。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及各地政府可能跟進&&一攬子控制物價上漲的措施，具體可能包括限價、“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價格補貼以及嚴懲囤積居奇等，尤其加大對炒作棉花和玉米行為的懲罰力度。（11月16日《中國證券報》）
　　應對物價上漲，方法有多種，世界各國常用的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價格管制，這是最原始簡單的方法；二是通過財政、稅收、貨幣等金融政策來調控，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三是通過升值本國貨幣來減緩輸入型通脹，這種做法很容易對出口造成影響；四是通過減稅以提高經濟效率來對衝通貨膨脹的影響。
　　其中，價格管制以前不少政府都採用過，但很少有取得良好效果的。因為價格管制在導致市場定價失靈的同時，也否定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抑制了生産積極性，這註定了價格管制只能是緊急狀態下的緊急措施，不可能成為常態下的正常措施。
　　應對通貨膨脹，必鬚根據通脹的形成原因對症下藥。我國這一輪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是超發貨幣引起的，雖然對是否超發了43萬億貨幣存在爭議，但對超發貨幣的事實本身卻是沒有爭議的。面對物價上漲，人民群眾意見很大，根本原因就是百姓本身還沒有富裕，卻遭遇通脹，導致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生活水平下降。
　　如果目前實行價格管制，必然會産生三大後果，一是打壓了農産品價格，將挫傷農民種田的信心，會危及我國的糧食安全；二是多餘的社會資金需要找出口，極有可能導致房價調控難以實現預期效果，導致其它商品的非理性炒作；三是會刺激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微觀參與，將加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矛盾，還會增加權力的尋租與腐敗的機會。
　　目前，在“調結構”的背景下應對通貨膨脹，物價管制並不是最佳選擇。我認為，目前可以考慮採取綜合措施，一是繼續提高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率，配合加息；二是將人民幣適當升值與減稅相結合，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減輕百姓稅負；三是進一步加強和加快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