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於2010年6月審議通過的《社會保險法》，遲滯百餘日後終於揭開了廬山真面目。10月28日，懷胎16年之久的《社會保險法》終於在人們的翹首期盼中得以分娩。
　　這部歷經三年，經過四次審議才最終獲得通過的法律，最為突出的亮點是將改變個人社保屬地化的靜態管理模式。預計五年來允許社保關係隨參保人跨地區就業而轉移，從而極大地便利了勞動者的就業自由，客觀上避免了人員流動社保關係無法挪動的束縛。同時，對用人單位未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採取申請法院扣押、查封和拍賣等強制徵收手段；並實行統一徵收的方式等。這些都有助於就業人群足額享受社保福利。
　　應該説，《社會保險法》對於目前在社會保障領域所存在的部分突出問題給予了明確的規定。但是，應該看到當前社保法的立法主要是基於問題意識，而非全局戰略式的建構意向。這一問題意識使得社保立法難以擺脫鉅額社保欠庫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束縛。由於未涉及社保欠費這一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削弱了社保法對根本問題的理性叩問——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社保模式，即美國式還是西歐式。
　　社保體系屬於一個社會的穩壓器和安全網，它是政府公共服務之必需提供的防護性保障職能。社保福利的強度決定着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基礎性制度框架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模式和西歐模式，本質上是社保福利體系的配置路徑和政府參與度問題。
　　西歐各國傾向於為公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保障網絡體系，使居民即便就業無門也能夠獲得體面的生活條件。不過，高福利意味着高稅收，因此西歐的高福利體系，使企業承擔了較高的費用，從而在跨國競爭、經濟資源使用效率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競爭劣勢。諸多研究顯示，西歐式的高福利體系，使這些國家面臨着高失業率風險，而高失業率不可避免地限制了這些國家居民的經濟可行能力，甚至心理壓力。同時，高福利也使政府長期處於高財政赤字狀況，這也是當前金融危機西歐諸多國家首先陷入政府債務危機的重要制度根因。
　　顯然，中國當前的社保福利體系與西歐的福利體系異同有別。其相同之處在於，兩者都屬於高福利費用國家，中國的社保繳費較高是毋庸置疑的，如基本養老保險為企業繳納職工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納8％，企業為職工繳納的醫療、失業、工傷保險費率則分別為6％、2％和1％。中國國內私人部門所承受的社保費用客觀上已經與高福利國家的西歐看齊。但中國的社保覆蓋度和保障強度則不夠，而且在社保資源的分配上存在不同人群強度不同的問題。這一方面是計劃經濟時期，企業對勞動者的社保存在鉅額欠費，使當前參保人員雖呈高繳費狀態，卻依舊處於空轉狀態。另一方面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的事業編制職工實行的是公費保障，這使得政府社保投入的主要受益群體為公務員等公費保障者。
　　中國當前的社保體系也與美國的社保福利體系異同有別。美國的社保體系採取的是政府提供基本保障體系，居民安全保障主要以商業保險為主。即商業互濟為主政府基礎保障為基礎的社保模式，美國政府主要是為低收入的群體提供社會保障支持，中高收入以市場性保障為主。美國的這種社保體系使其無法容忍較高的失業率，但私人部門較低的社保費用負擔提高了美國經濟資源的效率優勢。顯然，以美國為參照係，中國當前的社保強度接近於美國政府為居民提供的基本保障，但政府徵收的保費標準則顯著高於美國政府。
　　顯然，目前中國社保體系之建構尚未明確社保模式的發展方向。這在客觀上不利於從整體上架構中國未來的福利體系，從而不利於聚斂人們對社保體系的信心。因此，擺脫社保歷史欠費問題的羈絆，是構建中國社保模式的必要前提。事實上，我們認為中國社保歷史欠費並非是沒有答案的難題，畢竟歷史欠費的主體——國企，目前經過企業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造具備了較強的贏利能力，且擁有較高的經濟社會資源，有關部門應該加大國有股轉讓力度，以及加大國企分紅充實社保之力度，予以徹底地解決，而非繼續拆東墻補西墻地對現有參保人賬戶進行空賬式挪用，把問題推後。
　　當然，在未來社保模式選擇上，應該權衡各類社保模式的利弊得失，擇優採納。當前的諸多理據顯示，高稅收高福利模式，高度強調的是政府主導式公平正義，且存在明顯的經濟社會資源浪費問題，如這些通過政府高稅收徵納的收入，集中於分配和再分配，無形中犧牲了資源使用效率，畢竟這部分資源暫留在私人部門進行商業化運作可以最大化其資源使用效率，從而得以在提高效應的基礎上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厚度。如美國政府的社保強度雖僅提供最基礎的保障，但商業化的社保模式使社會保障資源更多地通過市場進行配置，從而節約化經濟化地利用了社保資源。
　　鋻於此，我們認為不論是從效率還是公平角度，政府提供基本保障，讓公民以自願的形式進行商業化保險活動，既有利於發揮政府守夜人的功能，並提高社會性的公平正義，又有助於契合市場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內生的公平正義效應最大化社會的保障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