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前夕，新一輪樓市調控措施如期而至，給傳説中的金九銀十潑了一瓢涼水。長假期間，多個大中城市房産成交數量都遠低於商家的預期，樓市觀望情緒更趨濃重。在這種異常膠着的氛圍裏，最讓人看不透又最想看透的，還是房産稅到底會在何時重返市場。
　　房産稅被看作遏制樓市投機行為的殺手锏。如果對非自住性住宅、大戶型和高檔住宅徵收較高的房産稅，則樓市投資和投機行為就失去了明顯的贏利前景。樓市的供需關係或可得到改善。
　　從最近一段時間有關機構的“口風”或上海等地的預案來看，徵收房産稅似乎已經箭在弦上，且諸多細節都已在斟酌之中。從社會反應來看，地方政府對房産稅的熱情很高，但公眾似乎並不太買賬。
　　地方政府期待房産稅是不難理解的。在中央多次&&樓市調控政策，打壓房價的呼聲從未止歇的情況下，地方的土地財政已經遠不像過去那麼迷人了。尤其是在一些地方陸續&&限購令之後，可以預料，對樓市有着較高依賴的地方財政可能面臨減收的局面。這個時候，正需要找到某種新的增收手段，而房産稅恰逢其時地補上了前&。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有些城市在調控房價方面並不積極，但在徵收房産稅方面卻又熱情高漲。
　　但是，作為近年來涉及面最廣、力度最大的稅收政策調整，房産稅的徵收必須做到更加慎重和周密。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房産稅在調節樓市供求關係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誤傷。
　　房産稅可能導致的誤傷，主要體現在加重民眾稅賦這一點上。房産稅的徵收是為了抑制房價，而樓市調控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公眾經濟壓力。如果房産稅反過來讓普通人的負擔更為沉重，則它的道義根基就不穩固，就會招致反感。必須看到的是，這些年來，除少數樓市投機者之外，絕大多數民眾都是房價飆升的受害者。有些人在付出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和高額的貸款之後，雖然改善了住房條件，但生活福利大大降低，所謂的幸福感也被嚴重攤薄。如果房産稅讓這些社會“夾心層”雪上加霜，房産稅恐怕難逃“惡政”之名。所以，房産稅即使要徵，也必須考慮公眾的經濟和心理承受能力。正視高房價給普通人帶來的巨大痛苦，避免“稅負痛苦指數”的攀升，理順稅收對社會分配的合理作用，是房産稅必須具備的三個視野。
　　房産稅還可能導致的誤傷，是它有可能推高城市房屋的租金。房産稅針對的是已經保有的房産，而多數非自住的房産都用於出租。只要房産稅的力度不足以讓囤房的人把房子吐出來，他們就可以把房産稅攤入租金之中。這樣一來，房産稅的重拳就恰好落在了最無力承受壓力的租房者身上。這雖然可能把一部分人擠出大城市，但這樣的後果，是不是房産稅的初衷呢？
　　房産稅要想發揮調節供求關係的作用，必須滿足一些前提，比如説，稅的負擔要能夠衝抵房屋投資的收益。如果投資和投機的預期收益高於房産稅帶來的支出，樓市投機傾向就會依舊存在。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房産稅的效用邊界，也就是説，它能把一部分小投資者趕出市場，但對於實力雄厚、且看好樓市前景的炒房團來説，房産稅很可能不過是撓癢癢罷了。
　　其實，除了房産稅之外，樓市調控還有很多政策可用。進一步加大保障房的供應力度，能夠讓剛性需求得到部分滿足。更嚴厲地控制房屋信貸，能對投機行為做到釜底抽薪。取消房屋預售制度，甚至實行房價成本公開，能有效糾正開發商捂房惜售、抬高房價的做法。這些措施雖然可能加重地方政府的負擔，減少銀行和開發商的收益，但對公眾而言卻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為什麼舍這些更精準的調控措施不用，卻眼巴巴地看著房産稅呢？這是讓人看不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