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正在杭州市外來勞動力服務中心仔細查看招工信息。本報記者:傅丕毅 攝

一名企業主開着私家車招農民工。本報記者:傅丕毅 攝

　　記者在杭州、湖州、紹興、義烏等地調研農民工就業時，碰到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無論是哪一級政府，或是哪一個政府部門，都説不清在當前嚴峻經濟形勢下，本地究竟有多少農民工已經就業，或有多少農民工已經失業，政府部門説得清、道得明的最多只是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數。
　　在位於香山路上的義烏市勞動力市場，當記者詢問起當地春節後農民工就業崗位的波動情況時，義烏市就業管理服務局局長黃允龍這樣回答記者：“勞動力市場上人氣沒有明顯變化。”記者問到：“是否出現了大量農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狀況呢？”黃允龍頓了頓對記者説：“勞動力市場的情形，很難反應全市的真實狀況。”對於記者接着提出的，作為就業管理部門，是否對崗位減少狀況以及哪些行業就業受到衝擊比較大進行過調查時，黃允龍沒有做出正面回答。
　　在溫嶺市勞動保障局，記者也同樣詢問了農民工就業波動情況。該局副局長李玉友説他們還沒有就具體情況進行過調研，不過根據媒體的報道來看，他認為溫嶺農民工的就業情況還可以。“就業崗位數量究竟有多大變化，有多少農民工節後返城了？”記者一再地就這兩個問題進行追問，李玉友告訴了記者這樣一個數字：“估計在3月份會減少5%的崗位。”
　　記者在紹興採訪時，也遇到類似的情況。對於紹興有多少農民工需要就業，當地一些政府部門官員説沒有具體的統計。就業崗位的數字也是抽樣調查企業得出大概數。

　　一位鎮黨委書記的“苦經”

　　湖州織裏鎮是國內著名童裝生産基地，除本地人口外，大約有25萬流動人口，鎮黨委書記陳鑫堂向記者訴説了他的苦惱：“農民工確實為織裏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從內心來講，我希望農民工能夠少來，因為每增加一個農民工，我的管理費用要增加500元，包括治安管理、衞生管理、就醫就學、勞動保障、供電、供水等管網基礎設施配套，去年花在農民工身上的管理費將近一億元，鎮裏壓力非常大，25萬人的管理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數字疊加。”
　　陳鑫堂做過一個統計，去年在織裏打工的農民工每個人平均收入大約為3萬元，“以25萬人計算，那就是75億元，這解決了多少家庭的生活問題？為社會培養了多少有技術的熟練工甚至老闆？”陳鑫堂説：“從來沒有人，也沒有部門，從解決農民工就業的角度對基層幹部進行過考核，有的只是GDP考核，但是GDP統計的是規模以上企業，就業大量是在中小企業和家庭工業，我們最根本的目的不是GDP有多高，而是老百姓有沒有富起來！”
　　記者在許多農民工聚居地採訪中發現，陳鑫堂的“苦經”在基層幹部中有強烈的認同：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測算過管理農民工需要花費的社會成本、行政成本，也沒有一套評價體系從解決農民工就業的角度來評價基層幹部。在發達地區的農民工輸入地，一些有怨言的基層幹部並非拒絕農民工流入城市，他們非常認同城市大門向農民工打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大門打開以後，除了要建立起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制度體系外，還應該有一套針對城市管理者的公平的評價考核制度。

　　加快建立統籌城鄉的政府就業考核機制

　　一些基層幹部和接受採訪的專家認為，無論是説不清的農民工就業數字，還是基層黨委書記的“苦經”，都折射出當前須進一步加快建立統籌城鄉的政府就業考核機制，而前提是首先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失業登記制度。只有把數字敲實了，體現獎懲的考核才能有剛性；只有剛性的考核，才能給地方幹部為農民工服務提供動力。
　　首先是要盡快建立基於城鄉統一的就業、失業登記制度基礎上的失業預警機制。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曾經進行過一項統計，以在浙江農民工總數1700萬人計算，其中本省農民工約1200萬，外省農民工約500萬。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研究院院長陳詩達説：“現行的就業、失業登記制度是把這1700萬農民工排斥在外的，因為登記的就業、失業對象只是城裏人。”紹興縣當地基層幹部也説，現在只有下崗職工、40、50歲人員就業有考核指標，而農民工就業沒有納入考核，所以還得上級部門&&相關措施。
　　陳詩達認為：“如果不把農民工納入就業、失業登記制度，在當前嚴峻經濟形勢下，就會出現這樣的笑話，經濟很糟糕，大量農民工失業了，但我們的失業率還是很漂亮！”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吳錦良説：“近年來，許多專家都在呼籲建立失業預警機制，因為這個機制在社會風險管理機制中佔有重要地位，通過對某一區域失業狀況的分析，黨委政府能夠提前應對可能發生的社會不穩定，但是如果不把農民工納入就業、失業登記制度，失業預警機制建立無從談起。”
　　其次是盡快建立統籌城鄉的政府就業考核機制，讓就業成為衡量地區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主要指標。農民工被排斥在國家就業、失業登記制度之外的現象，暴露的僅是當前我國就業機制存在的諸多問題之一。一些基層幹部和專家呼籲，在西方發達國家，衡量政府經濟管理水平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就業率，我們黨委政府應該更多從就業角度評價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建立剛性的、細化的統籌城鄉的就業考核指標體系，就業考核指標應該像安全生産、社會穩定一樣有“力度”。
　　一些基層幹部和專家認為：上級政府應該把城鄉就業率的提高、失業率的降低，作為對下級政府考核考評的重要指標。政府在衡量一個企業的貢獻時，除了稅收外，還應該考慮企業每年創造了多少就業崗位，支付了多少工資。政府在評估一個項目的時候，要評價這個項目能帶來多少就業崗位，要把能提供多少就業崗位列入政府審批，尤其在産業轉移過程中，中西部地區要重點考慮引進高就業項目。政府除了進一步完善就業、失業登記制度外，還應該主動建立調查失業率機制，因為有些實際失業者或就業者並不會主動到勞動部門登記，政府可通過訪問調查的方式，進一步掌握準確的就業、失業數據。

    [相關文章]紹興缺 杭州多 信息不對稱加劇農民工就業難

　　浙江部分區域出現階段性的“就業高地”現象，許多企業用工緊張，但同時又有一些地方因為就業崗位萎縮，許多農民工無法就業。這種農民工就業局部失衡的現象凸顯了就業信息發布機制存在的問題。記者在農民工輸出大省貴州採訪時也發現，因為就業信息不對稱，許多農民工存在盲目流動的現象。

    [相關文章]浙江省逆勢出現農民工“就業高地”現象

　　儘管當前農民工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但是記者最近在浙江紹興、湖州兩個塊狀經濟明顯的地區採訪時發現，這裡企業普遍面臨招工難情況，農民工需求缺口巨大，逆勢出現“就業高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