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前夕，在新華網上推出的網上調查顯示，“收入分配”登上“兩會最關心話題”之榜首。在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就此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極有建設性的意見。
　　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地解放了中國的社會生産力，今天中國市場上商品和服務供應的豐裕程度，恐怕已大大超過短缺經濟時代不少人對“物質極大豐富”的美好時代的憧憬。市場經濟在刺激生産力大發展的同時，也要求全部社會産品能夠賣出去，消費掉。這樣，才能順利實現再生産過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低收入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讓他們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不僅是我們這個社會在道義上的責任，也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收入分配結構從宏觀上説，主要是指國民收入中政府的財政收入、企業的經營收入和居民的工薪收入之間的關係。從中觀和微觀角度看，也包括行業之間，行業內、企事業單位內不同職位間的收入差別。今天，我們説收入分配結構轉型，主要是要扭轉薪酬在國民收入中比重下降的趨勢，真正實現“國強民富”。特別是要提高廣大工人、農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他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為社會再生産的順利實現提供良好的國內環境。
　　在中國，收入最低的是農民群體。幾十年來，中國為解決“三農”問題，提高農民收入不懈努力，引進新技術，推廣良種，提高集約化水平……可農業生産受自身性質的制約，不可能達到工業生産的效率和工資水平。現在，中國的城市正積極支援農村，工業正努力反哺農業，政府的轉移支付對農業和農民提供了大量的補貼。由於農業人口數量龐大，僅靠財政補貼，農民收入也難以達到與城市工人持平的狀況。為農民離開土地進城打工提供更好的條件，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速度，還是目前提高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
　　農民成了“農民工”後，雖然收入有所提高，但與他們所創造出來的龐大社會財富顯然不成比例。以往，中國為實現生産力大發展後所創造出來的商品堆積，很大程度上是靠出口市場消化。全球金融危機後，這種實現再生産的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了。現在，農民工已經成為生産主力。為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國不僅要靠“農民工”生産出更多商品和服務，更需要他們消費掉這些商品和服務。
　　因此，中國在實現經濟發展轉型，調整收入結構的過程中，目前最迫切，也是最現實的做法，可能就是大大提高以農民工為代表的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水平。實際上，目前一些製造業發達的地區，已經因工資水平過低而出現了招工難現象，提高“農民工”待遇已經成為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提高農民工的收入，要靠一次性分配，即企業在提高經營成效的基礎上盡量提高工人的工資，另外也要靠二次分配，即政府為農民工逐步提供與城市人口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
　　當然，現在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也需要大幅度提高，不同産業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也需要縮小。不過比較而言，讓收入最低的群體薪酬較快提高，是收入結構轉型的關鍵和基礎，也是帶動薪酬在國民收入中比重增大的動力。